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

在"五四"时期的"新、旧剧"观念论争中,新剧倡导者对于"戏剧文学"的强调和倚重,是一个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的过程:既是自身从文化场域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实践策略,还是对抗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觉结构的实践形式.但这种跨文化戏剧实践却悖谬地复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意欲对抗的权力运作逻辑.从这个角度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文类进化观念的神话,以及既往戏剧史叙事结构的政治.     

元宇宙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危与机

元宇宙集技术集成、生存空间和数字媒介于一体,它将带来人、世界及其人与世界的互动中介的变革,形成不同于自然人的“智能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现实世界和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数字媒介。这些变革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人叙事主体面临“智能人”叙事主体的挑战,现实叙事场域主导的叙事思维面临虚实融生叙事场域主导的叙事思维的挑战,传统叙事媒介主导的叙事方式面临数字叙事媒介主导的叙事方式的挑战。积极主动应对元宇宙给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带来的挑战,构建不同存在样态叙事主体的协同叙事、新叙事思维引导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和数字媒介支持下的沉浸式交互叙事,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化“危”为“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元杂剧叙事僭越的合法性解证

元杂剧叙事僭越的合法性焦虑,暗含了对元杂剧艺术体制自律过程的较少关注,以及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艺术传统的忽略。元杂剧叙事主体的三种存身方式:行当的超故事层叙述、人物与行当的复合叙述、人物的跨层叙述,以及叙事场域的三组交互关系:时代背景与叙述主体、叙事主体与观众、观众与演述传统,共同建构了元杂剧叙事僭越背后的价值基础、价值准则。由此,判断元杂剧叙事僭越的价值,不能以西方戏剧结构的评价标准为准绳,而应该深入到元杂剧剧本和当时中国戏剧表演的实际场域中,方能做出一个全面而又公允的评价。     

论《烟火漫卷》的张力叙事

迟子建新作《烟火漫卷》将哈尔滨作为叙事主体,聚焦于现代化中的城与人、物质与文明.张力叙事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叙事策略,在小说中多元呈现:叙事场域的对照、人物群像的衬映、叙事环境基调的互补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张力叙事呈现了哈尔滨真实且全面的文学地理景观.作者对城市之历史、人生之命运与人性之灵魂的叩问,更体现出作者文学情怀之精神性与超越性,其作品所蕴含的艺术魅力与美学意义不容小觑.     

五四小说:身体叙事与主体审美

五四小说自觉追求"个人性"文体,主体审美处于突出地位,身体叙事得到空前重视。五四小说以身体的符号化世界来寻找生命、生存和生活的意义,并且辐射到民族性、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在五四作家那里,身体是"非理性"的经验形式,始终处于文化建构过程而被不断塑造。正是因为过于看重身体的可塑性,造成五四小说身体叙事的过度政治化和过度虚无化。考察五四小说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及其得失,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历史与美学内涵。     

双重书写:解构主义与新历史叙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先锋小说的叙事迁徙进入新历史话语场域,叙述"历史"崇高客体祛魅之后的个体感觉体验的个人史迷踪,偶然、反讽的个体微观表述遭遇甚至消解革命、历史、战争等宏大进程的命定劫运.考察格非的民国叙事的新历史小说,多面的历史敞开感觉、记忆与相互辐射交应的话语通道,书写的探险拓展了纸上王国的边界.     

城市微改造中文化艺术的叙事创新

城市微改造中的文化选择是建立在文化发展内在逻辑要求上的主体自觉,要将历史文脉继承、文化资本转化、文化品牌塑造和未来文化创造有机统一于城市文化场域的建构系统中。从增强城市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感染力、传播力、塑造力五个方面,可以将激发探索、培育亲近、构建共鸣、引领风尚、创造意象作为文化场域的叙事原则。如何用多维度的叙事方式将城市内蕴的文化艺术传播给大众,有效引领人际间文化互动,形成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共鸣,需要以创造性的思维不断开拓文化场域的叙事格局,将叙事创新与文化塑造内在地结合于人的城市生活空间。从承载叙事信息的基本维度出发,城市文化艺术的叙事创新主要体现在空间叙事、符号叙事、数字叙事、集体叙事、生活叙事和成长叙事六个方面,成为城市微改造中文化场域建构的着力点。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新论

五四启蒙运动既受惠于欧洲运动 ,又以其对文艺复兴时期乃至 19世纪诸多文化思想的共时性吸纳与之有别 ,这是中国新文学获得新生的前提与价值所在。五四启蒙运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塑造了新型的历史主体 ,提供了具有结构张力的精神场域和可供借鉴的多元性文化资源。然而中国新文学主体的自觉和文学相对独立性的实现 ,却并非产生于这一启蒙运动的高峰而是在其落潮之时。正是在落潮的过程中 ,被忽略乃至于被压抑的文学性才冲破理性等的束缚 ,获得了正当的存在理由 ,并散发出艺术和美的光辉。     

马克思对“历史”与“实践”概念的新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场域”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广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与"实践"是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辩证发展过程。通过"场域"思想对这两个关键概念进行重新定位,马克思成功"去蔽"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启在场与不在场间的出场逻辑之思。"场域"的客观性的四个基本特征由马克思对"历史"的四个基本前提分析所规定,同时使得"场域"的"实践"也具有相应的特征。正确理解马克思对"历史"和"实践"概念的新解是理解其哲学革命的关键环节。     

场域:符号与历史的出场意义

"场域"是指出场者的历史生活的空间。出场学是关于场域研究的学说,指涉历史出场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与思想符号之间的辩证关系。场域的定义、本质、分类、步骤、研究对象等一系列的体系架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关于历史建构的交往实践视阈中逻辑地展开的。出场学对场域的探讨可以通过与著名的解释学和社会学场域论之间的对话,来分析比较而得出它初始的出场样态。     

“五四之子”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特殊历史符号的魅力."五四"的历史有多久,对"五四"的意义阐释就有多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五四"各有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阐述,也有一些思想者在一再的反思中追索"五四"的真谛,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就是其中最典型者之一.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转换,一次是从意识形态阐释向回归历史的学术思想解释之转变.后一个转变为进一步深化"五四"认知和发挥"五四"的精神价值,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杭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干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文学场域效应与创作主体的双向互动——论戴望舒与《现代》杂志的关系

主要论述了良好文学场域有助于创作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地位生成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以及建构话语氛围在创作主体塑造并提升自我形象中的作用.《现代》杂志为戴望舒营构了良好的文学场域,依托杂志,他提升了自身在新诗尤其是现代诗派中的价值与地位.同时,戴望舒也为杂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二者共同促成了文学场域与创作主体双向互动的发生.     

论“吴虞现象”

吴虞作为五四"反孔非孝"的英雄,一方面而受到历史的肯定,而另一方面,他又因写艳情诗、嫖妓等行为而受到历史的怀疑和否定,按照现代性的标准看这确实是一种相悖的行为.然而,历史人物之所以呈现出两面性,与我们判断个体生命与历史对话的价值立场有很大的关系.宏大而庄严的历史叙事往往省略了难以追溯、考证的形而下的动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宏大历史叙事对历史真实的一定程度的呈现,同时又要充分发掘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和遮蔽的历史,主要是个人体验的历史.     

方言:民间叙事的表现范式——兼及训诂向度的考量

运用口头方言是民间叙事生活属性最重要的表现范式,方言是民间场域中广大民众所使用的生活语言,是融于生活情境的可操作层面的实在的言语,亦即说话。理解和研究民间叙事,关键是理解和研究各地民间叙事的话语形式。民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方言,民间叙事的呈现方式和表现范式是处于"发音"状态的"方言"。对于民间叙事而言,方言绝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或载体,是方言构建了民间叙事本身及其文化场域并凸显了民间叙事的生活属性。在民间场域和生活情境中考量和研究民间叙事,首要的是熟悉并理解当地的方言和文化传统。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论“十七年”文学的青春叙事

十七年时期,青春叙事成为文学的主潮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模式。这一时期的文学青春叙事不仅具有五四文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支撑,而且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在这种关联性的支配下,这种青春叙事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具体的叙事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有关于青春叙事的文学又参与到新的话语体现的生产与建构中。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与其是反传统,毋宁是反正统——"五四"反思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往往着眼于其"新"的一面,强调其对西方思想的接受,然而如果我们具体看一下当时代表人物的言论,会发现五四运动虽然以提倡新文化为主旨,然而与传统文化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所谓的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正统,五四自有其传统的根源,并非西学可以完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