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笺》对《诗集传》的影响

<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代表著作,人们习惯把<郑笺>与<诗集传>对立起来.但不难发现<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朱熹<诗集传>都产生了影响,<诗集传>对<郑笺>的继承较为全面,而最为突出的是,继<郑笺>文学质素的挖掘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对<诗经>进行文学诠释,此点成就最大.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毛诗传笺》中的阴阳思想分析

郑玄《毛诗传笺》以解释词义和疏通文意为主,却多处用到了阴阳术语,流露出阴阳和谐、阴卑阳尊等思想。究其原因,主要受到汉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也与郑玄注释《周易》有关,还受到齐诗、毛诗、韩诗等诗说的启发。     

《诗经》语体与《诗经》训诂

《诗经》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包括：《诗经》之风、雅、颂与语体之口语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对应性。文章讨论朱熹《诗集传》经学训诂与毛传、郑笺之不同;马其昶《毛诗学》出而“经学不得废”;戴震《毛郑诗考正》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考证法,以及《诗经》三体与《春秋》褒贬所表现出孔子“语体施教”的特征与思想。     

是非凭物理,褒贬弃因循——刍议王船山《诗经稗疏》的训诂特色和训诂理念

清代《诗》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名物训诂研究上,至乾嘉时代有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三大名著传世。在清初三大家中王船山《诗经稗疏》在训诂上的成就尤为突出,开清人《诗经》名物训诂研究之先河,此书对前贤故训能择善而从,又不因循守旧,钩沉辨谬,探赜发微,订正古注,补证成说,在继承中有发展,在训诂实践上有新说,在训诂理念上有新见,皆足以启迪后学,实为体现王船山《诗》学造诣和成就的代表作。     

《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考——兼与何海燕博士商榷

由于传记系统的简略,传世文集的缺乏,当下对《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的认识都存在误区。在考察马瑞辰生平经历基础上,文章勘正了马瑞辰在《自序》中交待过的成书过程。根据姚莹和马其昶记载推求出的马瑞辰生年,纠正了《清史稿》以来以讹传讹的舛误,为马瑞辰莫衷一是的生年说画上了定谳性的句号。     

《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

《毛诗正义》是孔颖达按照海太宗“疏不破注”的原则，以《毛诗传笺》为准绳，以隋刘焯、刘炫的义疏为稿本编撰而成。一般认为《毛传》、《郑笺》都是《孔疏》“疏而不破”的“注”，其实不然。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举证有六：《笺》标新立异处，《疏》极力圆通之；《笺》泥于诗序处，《疏》极力附会之；《笺》以兴为赋处，《疏》极力敷衍之；《笺》援礼入诗处《疏》极力申述之；《笺》误说意旨处，《疏》极力弥缝之；《笺》考释欠妥处，《疏》极力曲全之。总之《郑笺》之阙失，亦《孔疏》之阙失。     

《毛诗传笺通释》声训条目语义关系初探——以《周南》《召南》为例

《毛诗传笺通释》一书大量运用声训。著者在运用声训进行训诂时,被训释词与训释词在语义大致上有三种关系:同源词关系、同义词关系、词义无关。其中词义无关又可分为,同音借用字关系和同音词关系。     

《郑笺》对毛诗序的笺注

郑玄对《毛诗》大小序作了大量的注释，包括解释字词句、申述序义、补充史实、说明人物和名物制度等，有时还引用经典和纬书。那些不加注的序文则多与郑玄的解《诗》思想吻合。郑玄注序而不加“笺”的事实表明“笺”的体式特点就是表识见于其旁。     

会而通之:《左氏会笺》注释特点刍议

《左氏会笺》是日人竹添光鸿汇释《左传》的重要著作,其注释颇有特色。本文从发凡起例、引申推衍、瞻前顾后、叠见互注等几个方面对《左氏会笺》的一个重要注释特点会通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以期揭示其笺注左氏之法,并进而窥见其治汉籍之门径。     

《左氏会笺》文字训诂论略

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重要著作《左氏会笺》注释《左传》能考阅文献、寻摭采获旧说时论,融会贯通,属辞周详,果于审断,颇得学界称道。惟其卷帙过繁,学界对该书的注疏内容、特点、体例、文献价值等方面或未遑论及或未予深究。因而未尝尽以彰显其学术价值,及整理旧文之功绩。本文立足于其对字、词、句、章的解释说明工作,对该书“笺曰”部分的文字训诂实践经验及义理加以分析探讨,以期冀揭示其文字训诂内容之丰富,训诂方式之多样,训诂义理之丰赡及其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价值之不菲。     

《左氏会笺》的校勘特点

日人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是关于<左传>整理和注释的重要著作.它对<左传>整理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校勘上,其校勘特点主要从校勘方式和校勘方法两个方面显示出来.<左氏会笺>在校勘方式上可以归纳为存真求善、做校异、订讹误三种;在校勘方法上则可总结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几种.通过对<左氏会笺>校勘方式、方法的举例分析,并展现<左氏会笺>的校勘情况,说明其校勘不仅使<左传>的古钞本更臻于完善、精粹,而且丰富了校勘学的释例.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说"美刺"--兼谈鲁、齐、韩、毛四家诗之异同

古代儒家成系统的诗论 ,出自对《诗经》的解读 ,较早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四家说诗互有异同 ,但无论是讲诗言志 ,或是以比兴言诗 ,还是谈风雅正变 ,都以“美刺”为一贯之宗旨。这成为汉代诗学思想体系最显著的特征 ,奠定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政教纲领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论晋人对毛诗的认识及其与西晋诗歌创作的关系

在风云激荡的汉魏之交,学术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即古文学取代了今文学。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毛诗开始成为诗经学的主流,但在魏晋时代,士人们很少将其看作一种经学科目,在大多场合下,它被士人们看成一种基础的、普及的文化教本。作为对毛诗经学意义上的阐释的反动,士人们消释了附着于其身的政治功利和道德教化的解说,常从毛诗的文本出发,发掘或发挥其表情达意的功能,并最终发掘出其独立的文学审美功能。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起毛诗作为文学的经典性文本的地位,不但在衡文论诗时以之作为判断诗文高低的标准,而且,在创作中以毛诗为典范加以模仿,这最终使西晋的诗人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了"文章之中兴"的地位。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

:《十八史略》是产生于元朝的一部简明通史读物 ,至明朝发展为多种版本 ,并较为广泛地流行。该书传入日本后 ,成为与《史记》、《资治通鉴》等并列的著名史籍 ,广泛传播。在明治维新时期 ,更形成一股“史略”文化潮 ,表现为各种新版本、新编订的《十八史略》层出不穷 ,大量刊行 ,接续之书以及日本史的“史略”、西方史的“史略”也不断撰著。这对日本社会文化与史学的影响十分深远 ,余波所及 ,直至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