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对新诗的运作

《新青年》问世不久,其同人便积极倡导、运作白话新诗。他们以进化论为立足点,以中外诗歌史为场景,论证了白话新诗出场、取代文言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并大量译介外国诗歌,整理民间歌谣,为白话新诗创作探寻思想与形式资源;同时,以同题诗创作、改诗等方式进行诗歌实验,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他们还不断开展白话诗歌讨论、批评,及时探寻白话诗歌艺术,总结创作经验、教训,为新诗写作提供新的诗学资源。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谁先写作白话新诗

白话文是胡适首先倡导的,用白话写作新诗也是他首先开创的吗? 从前,胡适自己是这样说的,人们也信而不疑。因为胡氏早在一九一六年留美期间,他就开始用白话写作新诗。不久,他的一首小诗《蝴蝶》就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时间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这些都是事实。郭沫若发表新诗开始于一九一九年。他在一九五七年出版并由他亲自审定的十五卷本《沫若文     

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互相渗透--新诗的第一个十年研究之一

当中国新诗引进西方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时候,浪漫主义无节制的感情倾泻已经是落伍的了.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意象派"正在欧美处鼎盛时期,象征主义在法国也正方兴未艾.可是由于胡适个人才华上的局限,中国幼稚的白话新诗仍然顶不住浪漫主义的想象变形和感情强化及倾泻的诱惑,使其成为中国新诗的第一个艺术流派.由于这种方法的历史局限,象征主义的诗歌几乎是和浪漫主义同时进入中国新诗.在不到十年的工夫中,不但取得了成就,而且还在浪漫主义的主要人物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经典作品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这使得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作为一个流派,在其全盛时期,就是不纯粹的,受到象征主义诗歌渗透的一个流派.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中国新诗回顾与展望

诗歌作为心灵的艺术 ,在几千年的古代中国 ,一直倍受重视 ,在诸种文体中 ,诗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一个文体。中国传统文体历来以诗为中心 ,诗是最显赫的文体 ,诗的显赫 ,甚至于使白话小说和戏曲等文体长期处于不被认可的卑微地位。诗的显赫 ,也使一切非诗文体无不被诗所笼罩 ,无不透射出诗性的光辉。诗在古代之所以如此发达 ,一直居于文学的正宗地位 ,是因为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古代社会 ,经济的落后 ,物质的匮乏 ,使人们注重从精神上求生存 ,注重修身养性 ,所以“不学诗 ,无以言”、“以诗名世” ,等等 ,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加之诗歌以抒情…     

闻一多和胡适诗学的差异与贡献比较

闻一多和胡适相同者,仅只作为文学载体的白话入诗,针对旧诗格律的新诗追求.他们更多者则是差异,如对诗之语言俗雅,对诗之节奏,对诗之外在形式要求等均不相同.闻一多的音乐美和建筑美貌似各自独立,却合二为一构成辩证统一关系,即音乐美必然导致建筑美,建筑美则更加音乐美.胡适所尊崇的诗之自然音节和诗体大解放,也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强调自然音节就势必导致诗之散文化,进而导致诗体大解放.胡适诗论诗作的历史贡献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价值,但闻一多的诗论更是诗歌历史发展和要求的必然.虽然从整体看闻一多诗作有诸多不完美之处,但相对胡适绝大多数不完美诗作,显然更是超越.     

唐代的白话诗派

唐代诗坛上存在着一个游离与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白话诗派的代表诗人有王梵志、寒山和庞居士等等。“王梵志诗”是民间众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和,寒山诗歌具备了民间诗歌、文人诗歌和佛教诗歌的多重性格,庞居士则是南宗禅影响下的歌偈大师。唐代白话诗派不仅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的佛教文学运动,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白话通俗文学的演进。     

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

穆木天(1900、3、26——1971、10),原名穆敬熙,吉林省伊通县人.他不但是著名的诗人、诗教活动家和翻译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自1924年起就开始诗歌理论批评活动,1939年以后大体上不再从事诗歌理论批评.在这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大约撰写了六十多篇诗歌理论批评文章.1938年9月,他还曾由生活书店出版过专著《怎样学习诗歌》.他的诗歌理论批语文章紧密结合新诗创作的实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诗坛现状,又能从微观上阐明新诗创作的具体美学问题.因此,他在建国前每一历史时期的诗论,都能高瞻远瞩,为我国新诗发展指明方向.     

中国新诗起始驳议

1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新诗之出现,亦然。由旧体诗解放为新体诗,乃是近代社会革命思潮在诗歌领域的反映。就诗歌而论,它是针对旧体诗的内容和外形的反抗而言的。因为旧体诗(主要是唐宋以来的格律诗),已经造成了自我樊篱,囿于狭小的天地。就连以卫道著称的学衡派的胡先啸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之诗,……在旧文化中,恐更难有拓殖之余地也。”(《评尝试集》)而新诗运动的主旨则是“诗体解放”——既解放形式,也解放思想,以求和世界的潮流吻合,唱出时代之歌。     

楚辞、巴歌与新诗

《楚辞、巴歌与新诗》一文，通过分析楚辞在音韵方面的艺术特色，从形式上将楚辞定义为虚字格；认为中国新诗８０年之所以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就，关键是脱离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冲破了平仄的约束之后，至今还没有建立新的艺术格局；认为新诗的格局在诗体的自由化方面应该向楚辞学习，在语言的白话化、音韵的现代化方面应该向巴歌学习。     

新诗象趣谈

<正> 象为诗之貌,佳诗必有象趣。在古典诗歌中,不乏象趣盎然之作。在现代、当代的新诗中,对于象趣的艺术追求更成为展现新诗现代美的重要途径之一。诗歌是主情的艺术,是感情升华的晶品。感情之于诗,如血液之于人体,水分之于草木,是诗的生命力之所在。所以,诗歌必须动人以情,好诗必有情趣。诗歌在最高的内容层次上,力求以诗情的旋律去进行哲理的探索,这是诗对最高思想境界的一种追求。所以,诗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历史综合的界标(下篇)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历史综合的过程.综合,这是构建中国新诗的唯一途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新诗从其诞生之时起就面对和承受了众多的新东西和旧遗产,处于各种力量的碰撞冲击之中: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诗的个性化特征与诗的普遍性规范、诗美诗艺的追求与诗的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就决定了中国新诗不可能把对任何单一的思想或艺术要素的孤立追求作为构建中国新诗的途径,而必须进行综合.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新旧折中或中西调和,而是在中外古今诗歌的交汇相通点上,熔铸进时代精神、民族风韵与个性特征,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新诗.在中国新诗三十年发展中,思潮流派的每次更迭都具有综合的意义,同时又是为更高的综合进行积累的准备.九叶诗派崛起之时,由于中国新诗已积三十年之丰富实践,各种思潮流派均已交替呈现,各种诗歌实验也都得失俱见,这就为它提供了较前更为广阔丰厚的综合基础.     

中国早期新诗的象征派--从闻一多到戴望舒

中国新诗的浪漫派和象征派是分进合击的.象征不但在客观上而且在个体发展上都是浪漫主义发育到成熟之后应运而生的倾向.闻一多、徐志摩把浪漫派艺术推向高峰时,鬼使神差地向象征派靠拢了.象征派以丑为美.当戴望舒把象征派诗歌带上艺术高潮时,浪漫派如果故步自封,就很难应付艺术挑战了.     

"形式"的解放:洞见与盲视--胡适的"白话"主张和"新诗"理论

从胡适和梅光迪、任鸿隽的两次争论入手,对胡适弃文言用白话的立论依据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梳理.胡适从思考中国文学"有文无质"的弊病出发,为"白话"文学凝聚了"说法",这是一种把文学变革落实到语言形式的革新方案,但胡适把白话的"达意"直接移用到"新诗"时,混淆了"诗法"和"文法"的区分.     

论汉语新诗发展格局中的香港新诗

汉语新诗的成功,香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因为香港新诗界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迄今最为完备的新诗运作机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汉语新诗领域的真正定型,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放的香港.香港新诗通过对香港这个特殊的区域诗兴情感的抒写,为汉语世界保存了卓然独异的都市诗歌和南国情愫.只有在世界化的格局中审视,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才有了新的价值体系,才有了新的传统内涵.香港始终处在面向世界的开放状态,它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汉语文学和汉语诗歌走向世界文学的重大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