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同时,重点考察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粘性特征;在股权结构的影响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相应越高,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上市公司高管作为控股股东利益的代表,通常忽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因此薪酬粘性成为控股股东对高管的奖励;在产权性质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高管薪酬合理性问题研究综述

高管薪酬一直都是理论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社会上"天价薪酬"的频频出现以及高管薪酬的快速增长,使得人们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问题更加关注。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东价值。不同的研究者立足点不一样,研究角度也不一样。总的来说,一方面,在以往的文献中,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对高管薪酬的文献比较多,但从控股股东的角度深入研究的很少,主要集中在控股股东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上,且大部分是以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较少涉及私有产权控股公司,更少涉及将不同的产权性质联系起来相比较,且没有考虑产权特征以外的其他控股股东特点。未来的研究需要加强公司控股股东对高管薪酬合理性影响的研究。另一方面,以往的文献较多从薪酬和业绩的相关性等方面着手研究高管薪酬,较少从公平的角度着手研究,以后可以从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高管薪酬的内、外部公平性、薪酬管理如何实现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参与公平等方面加强研究,以更好地为实现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提供理论、现实依据和政策建议。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股权制衡能有效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股权集中度在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石油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针对人们对石油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过高、与企业经营业绩不相符、薪酬激励效果不显著等质疑,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石油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两职兼任情况不相关;与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公司负债程度显著负相关。     

非控股股东董事与国企高管更换研究——基于股东合谋的视角

从股东合谋的视角,考察非控股股东董事对国企高管更换与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董事显著增强国企董事长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但其效果只存在于地区法律保护好、未发生关联交易与非国有股东制衡的公司;此外,研究还发现,更换董事长后公司业绩得以显著改善。这些结果表明构建防合谋的非控股股东董事机制才是提高国企治理效率的关键,从而为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分红相关性实证研究

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据,分析了高管薪酬与企业分红间的相关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影响两者相关关系的因素,试图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委托代理问题。最后得出高管薪酬与企业分红呈阶段性的相关关系,企业利润、现金流和企业规模是影响两者相关关系稳定因素的结论,为公司中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对策和意见,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参考。     

公司业绩、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研究了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市场业绩不存在显著关系.这证明会计业绩比市场业绩在激励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存在显著影响,并观察到股权结构治理与薪酬-业绩激励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独立董事形成机制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独立董事的形成机制,以所有权、控制权、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偏离三个变量刻画了股权结构对独立董事形成机制的影响,并结合管理层激励、董事会特征和公司特征等变量解释了独立董事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在减轻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损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经营者股权激励与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存在替代效应,并且研究认为独立董事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外部资源和战略建议,体现了独立董事的资源基础效应。     

独立董事的海外背景与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高管薪酬契约角度研究了海外背景独立董事如何发挥有效的监督职能。研究发现: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法制不健全的地区,拥有海外背景独立董事的公司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高。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海外背景独立董事能够改善高管的薪酬契约,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它是法制等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替代性治理机制,也印证了近些年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引进海外背景管理人才的重要性。     

银行资产结构对风险行为的影响 ——兼论银监会薪酬监管制度之缺陷

银行特殊的资产结构使得银行的公司治理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点,特别是其薪酬安排制度,如果设计失当,会加剧高管、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此,世界各国都开始对银行管理人员薪酬安排进行监管。中国银监会所颁布的监管措施,注重从数额上来对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薪酬予以控制,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银行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中的根源性问题,同时,这种以限薪为核心内容的监管反倒会在改善银行公司治理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代理问题方面得以倒退。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来自甘肃省上市公司的数据

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高管薪酬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呢?甘肃省上市公司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本文运用相关数据资料,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甘肃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每股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高管薪酬的高低受公司净利润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上市公司董事薪酬决定的利益冲突及法律规制研究

上市公司董事薪酬制度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公司法大多允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定董事薪酬并规定相应的决定机制。在公司董事薪酬决定过程中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从而削弱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导致董事对公司与股东利益的侵害。为此,有必要通过关联董事表决权回避、股东参与权保障、股权激励机制运用以及董事薪酬信息披露等制度对董事薪酬决定的利益冲突进行法律规制。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报酬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委托代理理论,其激励机制的有效发挥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以2010—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选取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薪酬委员会的设置、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5个特征,来探讨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敏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行业和公司规模变量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是否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职和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独立董事比例、薪酬委员会设置与薪酬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宏观环境,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日益成为企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高管激励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变量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直是不同学者和实践层面的热点问题。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相关数据,通过选取高管薪酬和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激励的衡量指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呈"U"型关系;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会加剧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使得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该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优化高管激励机制、发挥高管激励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银行公司治理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回归分析

以中国A股上市银行为样本,探索银行公司治理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董事会治理机制,特别是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的占比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具有较大影响;同时,通过提升高管薪酬激励及分散所有权集中度也有助于提升金融系统稳定性,但董事会治理机制比所有权集中度及薪酬激励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更大。     

上市公司对外并购中高管薪酬变动实证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实施的非控股股东集团内并购活动为样本，对并购活动与高管薪酬变动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在并购前后公司绩效并未提高的情况下，高管薪酬却得到了显著的增加，并进一步证实高管薪酬的增加确实是该次并购活动所引起，还发现薪酬变动水平与并购规模正相关而与并购绩效无关，为并购中存在管理者代理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国企董事薪酬激励控制权的公司治理配置进路

金融危机以来,董事、高管薪酬激励失范已引起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现行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制度已导致了激励机制的严重扭曲,改革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控制权已势在必行。当前我国国企董事、高管薪酬激励改革的方向却偏离了国企公司治理的特质。通过改革公司治理,应当将国有企业董事的薪酬标准决定权列入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和国有企业监事会共同行使的法定职权,以取代西方国家和我国当前通行规定的由公司股东会或由董事会确定董事和高管薪酬水平的权力,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公司法规制

从上市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上市公司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决定问题上存在关联交易两个方面论述了对高管薪酬进行公司法规制的必要性。结合一些发达国家关于高管薪酬的立法例对中国公司法关于高管薪酬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评述。探讨了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进行公司法规制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即首先要改进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克服“一股独大”和股东大会“弱化”、“虚化”的状况,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积极发挥独立董事的功能;其次要在公司法中增加对于因公司高管获取不合理的薪酬而遭受损害的公司和股东获得司法救济的规定,使对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保护更加完善。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敏感度和股权结构

文章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高管薪酬如何受到盈余管理后的盈余影响,发现公司普遍通过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投资收益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进一步研究了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行为和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低于非国有控股、股权分散的公司。说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对薪酬业绩敏感度没有治理作用。     

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创新绩效是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本文以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的特征出发，探究了高管过度自信、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增加企业创新绩效，而高管过度自信会抑制这一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丰富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绩效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