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要从求是与致用对立申走出

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展示了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精彩画卷，通过回顾“章太炎在‘求是与致用’之间的抉择．胡适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揭示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人生焦虑状态。在陈平原看来“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传统学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或学术宗旨，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及其对这不同学术追求的辨析，迄自先秦，“但真正标榜并实践儒家经世之学的，当推明清之际诸大儒；而把求是之学推到极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乾嘉学派。清代学者谈求是与致用。态度都较决绝；到了晚清，求是与致用之争更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对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至今未消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是非之争，更多的是体现适应传统变革要求以及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冲击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这是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     

近现代之交的中国诗学转型与王国维的学术使命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现代之交诗学转型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何在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再造中国现代诗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19世纪中后叶的文学革命已经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诗学转型,而深厚的中西学术素养,毕生以学术为己任的执着追求,使王国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近现代之交包括诗学在内的现代学术转型的开路先锋.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学术热”中的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1990-2010）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学界兴起了一股强劲的“学术热”。在这次学术史研究的热潮中，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很多问题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他们不仅关注学术史研究的内涵与边界，更致力于爬梳一代学术的承传、流变与趋向。而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包括传统学术在近代的承传与流变；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学人、学派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理念等问题。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湘学的传统形态与近代转型——以谭嗣同及其浏阳之学为视角

谭嗣同是一位深受湘学传统影响的著名学者,其“学”、“政”、“教”结合的学术旨趣,正源于湘学学统.从区域学术史的角度看,谭嗣同个人的学术历程其实也是湘学史的演进历程,其新学学术形态的转化体现了湘学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和学术理路.     

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

近代学术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而是中国人在近代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一种文化创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经世实学。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及形成史时,既要注意“西学东渐”这一横向运动历程,更要探索中国古代学术与近代学术这一纵向运动的历史联系。     

近代中国学术谱系的变迁与治学形态的转型

从学科分类的角度,阐述了近代中国传统学术谱系的演变过程,并试图厘清"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这三个在近现代中国语境中被模糊和混淆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内现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关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再思考.     

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

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 ,以西学分科为基准来认识和调整既存中国学问 ,是许多学人遵循的主流取向。一些人在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时误将图书四部分类视为学术分类 ,实则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清季学人曾据“学”与“术”分的传统观念将学问分为“学理”和“致用”两大类 ,但以 (日本式 )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方式最后得到确立并基本维持到今日。不过 ,向不提倡分科的中学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 ,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国学”在新的分类中究属何类即困扰了民初许多学人 ,实际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汉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和争议     

中国诗学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问题、论域及思维路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中国知识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西方美学思潮成为中国诗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衍变的外在动力和契机。本文主要论述“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概念、时间界域、思维路向及其要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了个人的回答。本文再从“中国法律哲学的初步纲领”“‘共谋’与强制性支配”“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释。提出:中国法学或中国学术,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中国学术的当代使命是根据我们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去建构中国自己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     

不必都是“纯学术”——回应李伯重先生

近读李伯重先生的《论学术与学术标准》①,对于文中浸润的纯正学术精神以及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忧患意识,我深为感佩。惟作者所说“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我觉此问题比较复杂。如此界定“学术”,可能体现了“学术”的主要精神,     

梁启超、胡适与杜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和胡适是杜诗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来观照杜诗,从不同的角度突破了传统杜诗学的研究框架,开启了杜诗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之路。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杜诗学宗旨的确立;二是新的杜诗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三是新的学术原则、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引进。     

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

梁启超早年与清学正统派学术结下了很深的渊源。虽然他一度信奉、鼓吹康有为的政论式今文经学说，但由于治学路向的差异，梁启超晚年逐渐逸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复归的趋向，尤其他弃政从学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折射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而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也正是以回归传统学术的姿态走向了现代学术，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熔中西为一冶”——严复的中西文化观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一起被誉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一部中国近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西学东渐史。在此过程中，严复以其八大译著和系列政论文章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①。“侯官严复以我之古文家言，译西人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独创。译名如‘物竟’、‘天择’、‘名学’、‘逻辑’，已为我国文字中不可离之部分。其于学术界有不刊之功，无俟深论”②。同样，他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思想观念，亦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     

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学术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另一方面,新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以废科举为契机,清末学术评价标准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教育在管理体制、规模、程度及专业课程上获得长足发展.这既是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传统高等教育转向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对20世纪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呈现出多源多流、交错嬗变的景象,一方面是传统学术自身酝酿着变化,另一方面是因应外来文化的冲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推陈出新"和"引西入中"。时代呼唤着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又能利用西方现代文明成果而有独创性建树的人文大师出现。一批人文大师走在时代前列,开风气之先,在一些学科领域做了奠基性工作,创立了新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发展,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