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跻僖公"新解

春秋"跻僖公"是将僖公神主置于鲁君所有祖神之前,如此理解,不仅与<左传>、<国语>以及<公羊传>、<穀梁传>关于此事的记述和评价完全契合,而且使上述文献所载互相吻合.何休所谓跻僖公于闵公之上和范宁所谓升僖公于庄公之上都不正确,杜、孔注疏在相信升僖于闵的基础上肯定"跻僖公"是"逆祀"而不是"非昭穆",是在错误前提下得出的错误结论.历来的臣子一例说、国君如父说以及为人后者为之子说,与周代文化环境不合,多为曲解."跻僖公"事件出现的原因有三:对僖公的特别尊崇,对现任国君鲁文公的迎合,动荡时代宗法面临的困境.秦汉以后囿于儒家价值标准和保守的学术态度,在学术研究中,求真意识淡化而政治伦理观念强化,因而在牵涉到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以今例古,遂造成对春秋"跻僖公"的错误理解并代代相承.     

常愿天子圣 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

在宋代杜学史上,王安石占有重要地位.他尊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其中包括对杜甫君臣现的认同和传承.王安石和杜甫皆继承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秉持"君臣遇合"型的君臣观理想,主张以对人君缺失的指摘、竭尽臣责而"致君尧舜".杜甫还侧重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强调臣子的忠君;王安石则更注重以法治国,强调君应行君道、臣子要以道事君.在两宋特定的时代务件下,杜甫君臣现中忠君的一面被片面放大并得到高度尊崇,王安石的主张特别是其以道事君等观点却屡遭曲解和非议.     

中国古代社会一元化传播体系的奠基——韩非子传播思想研究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其传播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韩非子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人性自为论”和“君权中心论”的基本假设之上。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韩非子建构了一个以“法”、“术”、“势”为核心,“法术之士一国君、国君一臣子、官吏一民众”这三个层次自上而下的社会传播体系,体现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     

从“勿欺也，而犯之”看儒家的直谏传统

儒家奉行“君为臣纲”，臣子万事以君为尊，即使劝谏也会采取温柔敦厚的原则。其实不然，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臣子在君主犯错时应该正面谏言，由此可知儒家是提倡直谏的。这种直谏传统在历代忠臣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历史中记载的里革、汲黯等人无不受到儒家忠谏思想的影响。     

近代汉语"去+VP+去"句结构类型及其发展

"去+VP+去"句是近、现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句式.现代汉语对它的讨论仅限于"去"在句子中表义的虚实上,而对这一句式产生时代及其发展还没有涉及到.因此,本文就这一问题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近代汉语"去+VP+去"句结构类型;2.近代汉语"去+VP+去"句产生时代及其发展;3."去"的词性及意义.     

“去国逾竟”之礼与《桧风·素冠》诗旨探微

先秦典籍中多次出现素冠、素衣、素韠,考察可知其未必是因三年之丧而服,而是有周一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等不同贵族阶层在士冠礼、乡饮酒礼、燕礼、视朔、聘享、朝见、祭祀、去国、灾荒、军败、出行等不同场合所穿的礼服或常服.《桧风》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考,其大致创作时代为西周末(周夷王、厉王之后)至东周初(桧国灭亡时).此时桧国面临严重政治危机,内忧外患并至,在内国君恃险不修德治政,骄侈怠慢、贪冒好利、百姓不附;在外郑恒公伺机而入,东寄帑贿,取地夺民,所谋甚大.面对危机,桧国大夫或士进谏无果反遭放逐,去国离君之际行“去国逾竟”之礼,素服“为坛位乡国而哭”,国人(士或大夫可能性最大)送别而作《素冠》.诗人感于桧国内忧外患之危急形势,目睹有识之士素服遭逐,悲伤蕴结之情浓重     

从《国语》所记“箴谏”活动看西周春秋的君臣关系

《国语》有大量内容记载臣子对君主的“箴谏”活动。这种箴谏活动,是以言说的形式对君主的某项政策或行为提出批评和规劝或分析和建议。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前期的箴谏活动中,《诗》《书》和所谓的“先王之制”及“古语有之”等传统资料被用作论据,臣子据此要求君主遵守礼制,加强德行修养,以为民（贵族）服务,由此对君主权力形成了较为强势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有关春秋中后期的箴谏活动中,臣子更多的是通过对现实政治博弈的理性分析,晓以利害,提出建议,供君主选用,更多地表现了臣子对君主权力的辅佐和维护。从这些箴谏方式的悄然变化中,可以看出西周春秋政治所具有的等级贵族制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周天子权力的式微和诸侯权力的增强。     

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

"族群"与"民族"一样,很难进行准确定义.但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的重大问题.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本身就属于"政治"的范畴;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都是一种国家支配的"政治"的行为,故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根据中国的的具体国情,搭建民族政策平台来解决民族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提法值得反思,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着的主要现象是"非强制同化"或"隐性的强制同化".所谓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打断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民族融合进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明暗》时期的汉诗与《明暗》及"则天去私"

文章概述了夏目漱石研究史上关于"则天去私"研究的状况,提出了在夏目漱石文学里占有重要地位而被研究史所轻视的汉学问题,认为理解"则天去私"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明暗>和那个时期的汉诗的对照比较研究.作为这一研究的前提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推算出了<明暗>各章执笔的时间表,并对<明暗>的重要章回和与其对应的汉诗进行了尝试性的对比和分析,表明<明暗>时期的汉诗群与<明暗>及"则天去私"有必然的联系.这些汉诗是研究夏目漱石、特别是考察晚年的夏目漱石时不可缺少的部分.     

从"去"语义指向角度看"去+VP"和"VP+去"

"去+VP"和"VP+去"两种句式极为相似,但是二者表示的意义却存在差别.从"去"的语义指向的角度来分析这两种句式的意义,力求对其在语用上的不同作出合理解释.     

动词"到、去、上"的差别及其中和

"到、去、上"三个动词表运动义时,在是否具有到达义上、是否是自主动词、自由动词以及在运动方向上都存在着一系列差别,但在谓语是动宾结构而情态是未然的句子和谓语是连动结构的句子中,这三个词的意义差别可以实现中和.     

《尔雅·释诂》"林、烝,君也"解

<尔雅·释诂>"林、烝,君也"的训释向来存疑,有人认为是假借或引伸.本文考证"林"、"烝"称君是来源久远的上古词汇,并从词的音义关系上证明"林"、"烝"、"君"是一组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同源词.印欧语也有一组相应的同源词希腊语genea,出身、种族;拉丁语gens,氏族;古英语cynn,亲属、宗族,cyning,国君,古高德语kuning,国君、君主.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这两组词之间有着明显的音义对应关系,这提示这两个迄今认为是不同的语系的语言之间在史前时期可能有过密切的关系.     

也释"去"

本文从"去"的甲骨文初形出发,辅以"出"、"各"等甲骨文字形体为旁证,释"去"为从大从口的会意字,其上方部件"大"是正面人形,下方部件" "是坑坎或房坑,所表示的内容是人离开穴居之所或坑坎,本义为"离开".     

论"三君"

东汉桓灵之际 ,窦武、刘淑和陈蕃被天下士人尊称为“三君”。在三君中 ,“不畏强御”的陈蕃是清流派士大夫官僚的代表 ,是党人集团的政治领袖 ;窦武则以外戚的身份成为政治权力的靠山 ;宗室刘淑则为党人集团精神信仰的依托。以“三君”为领袖的党人集团的形成 ,是延熹二年以后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在皇权已经异化 ,不能代表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以“三君”为代表的党人集团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建构自己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 ,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说党人集团的政治权威在皇权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话 ,那么他们所建构的道德权威却远远地超过了皇权 ,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论晋国的卿族专权

晋国的卿族专权是春秋时代典型的社会现象,其于"君之"又"宗之"旧例在国君层面遭到破坏之时,通过文公大分封及六卿制度的建立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发展的结果是六卿集团取代国君成为统治系统的中心,国君的权力丧失殆尽.     

释“去”

分析"去"字的甲骨文形体,为上"大"下"口"的会意字."去"一词的本义为"离去"义,而"去"的甲骨文形体上方部件"大"为一人,表示正在离去,而下方部件"口"则为另一人之口,表示另一人对离去之人正在说送别之言.<说文>"去"的小篆形体已从甲骨文的初形演变成了"从大,( )声"的形声字.     

《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内蕴

"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秦汉时期的《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能矫正君失,和辑君臣,促进王朝稳定发展。《淮南子》反对刚愎自用,拒谏妄为,主张统治者应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对自身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构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圣王"之治。《淮南子》论"谏",在政治哲学上,受到黄老道家的决定性影响,而在政治权术上,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与道、法相比,儒家的思想影响略显逊色。《淮南子》论"谏"不仅在秦汉道家中最为深入,而且也成为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谏议思想之一。     

自由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

社会工作是一种政治实践,而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是意识形态.发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便是其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产物.社会工作的归因取向和实践方法都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自由主义倾向于"责怪受害者",认为贫穷、失业等都属于受害者的个人问题,这一理念被社会工作的源头——济贫法和慈善组织会社所吸收.同时,在这种归因取向的引导下,社会工作的实践目标便是"治疗受害者",运用个别化的方法对受害者实施一对一的治疗,个案工作方法便由此发展而来.同时,继个案方法之后出现的团体工作同样以个人服务为主.个案工作、个人治疗的兴盛导致社会工作忽略了案主个人问题背后的结构性根源,抛弃了社会行动、社会变革的"社会"使命,即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     

1920年代中国国民党"去左倾化"转型研究

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前后,国民党发生了由"左倾"到"去左倾化"的转型.从短期来看,"去左倾化"暂时确立了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转型放弃了孙中山以旧民主融合新民主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消极回避作为新的民主潮流且正处于历史上升期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挑战.这就使得国民党逐渐丧失了在和其他党派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注定了其在大陆败北的历史命运.     

君道关系视角下的法家君主“ 大智冶论 ———以《韩非子》为中心

在法家那里,君道关系显示为:道对君有论证、规范和评判作用,君则应以道为依归,故而只有"体道"之君才是明君。以君道关系为视角,将法家"智"论的探讨聚焦于君主之"智"可知,法家主张"大智"。这种大智表现为,君主"去好去恶""虚静",保持客观冷静的政治头脑,从而成为一个颇富政治理性的政治人,进而合乎"道"地运用势、法和术,最终臻于一种合乎"道"的社会。这一理想社会反对任何私人感情对政治的干扰。可是法家大智论只是一种空想,因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体道和守法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