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与身份认同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身份认同的视角,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对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外来务工人员展开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情况。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对策建议。     

独特化还是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模式分析

本文从消费倾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经济反哺四个方面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模式,并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模式与老一代农民工以及城镇户籍80后外来人口的异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具有老一代农民工在消费模式上的独特性.在消费结构上与城镇户籍80后外来人口趋同,表现出市民化特征,但在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上则要低一些,经济反哺的压力更大一些.收入水平低、经济反哺负担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需求的满足,进而影响扩大内需.     

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调查研究--以上海市四川北路街道为例

本文从心理学角度，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方面探究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调查发现，农民工存在着自我认同模糊或自我认同方面的困惑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的原因、身份认同模糊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及解决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对策建议。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我国消费伦理研究综述

我国消费伦理研究普遍从消费者主体的角度出发,认为消费者只要能够认清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借鉴我国传统的和西方的消费思想,就能形成自身正确的消费观念,并且通过主体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就能达到消费伦理的改善.伦理是主体和客体间各种关系的规范体系,关系的生成在于主体和客体间的契合,规范的效力取决于主体对规范价值的认同和对规范的实现能力.消费社会的本质是消费者主体性消弱和客体主体化.因此,消费伦理研究不仅要研究消费者主体,还要研究造成消费者主体性消弱和客体主体化的非消费者主体因素,即研究如何通过消费引导机制使消费者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如何通过消费生成机制使消费者拥有规范能力,如何通过消费保障机制促进消费者在消费中全面发展.     

从代际差异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状况

以广州市为例,通过开放性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状况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心理融合存在身份认同、归属感、幸福感、和生活适应四个因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更高的心理融合倾向,但其在心理融合过程中存在自卑心理,对外部环境满意度低等现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应立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与身份认同

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流行音乐研究惯于将音乐作为一种对位式的单向身份认同方式,这一辨别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共和国建立后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与工业社会的消费逻辑合力绞断了这一单向的身份认同方式而使两者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认同关系。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每一次身份认同关系的变迁,其外在表现形式是自我风格的嬗变,而其背后所潜藏的却是中国社会特殊意识形态规约与社会文化制约下主体追寻自我身份的历史。因而,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风格的认同阐释本质上也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体性成长的有声解读。     

主体身份的建构与弥散——新生代都市情绪电影的现代反思立场及后现代文化悖论

本文以"文化身份"的视角,聚焦中国的新生代导演及其都市情绪电影。作者认为:对于新生代而言,其以"未完成的怀旧"为母题、以"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为隐性结构的都市电影,因其面向现代的质疑姿势,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现代主义文化立场和主体身份建构冲动。但这种文化上的"现代性"拷问通向的是"后现代性"的发现和主体身份的弥散。而这种弥散进一步体现在:由于影像中都市和都市个体的被符号化和情绪化叙述,这批以文化反思为隐性诉求的现代主义文本事实上落入了后现代的平面化叙事陷阱,从而参与建构关于现代都市的平面想象和文化消费。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

近年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倍受国内外关注。本研究从“社会建构”概念入手，以上海某棚户区中的外来民工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是农民工身份被建构和维持的宏观背景；同时，在与本地居民混居的社区中，这种集体身份也通过日常交往和城市居民的话语被建构和符号化，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笔者在文中提出“移民空间”的概念，即随着乡城迁移人员在城市的集聚，“农民工”聚居区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正在慢慢形成，并成为身份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