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的生态政治哲学研究———基于国家公园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分析

国家公园主要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因而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已成社会共识的当下,本文基于国家公园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定位,分析阐释了国家公园的供给和消费主要应诉诸政治智慧和政治安排,并适当结合市场机制和公众参与,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公园体制建构模式。国家公园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稳定、美丽的生命共同体,因而需要运用系统思维方法论构建国家公园体制。作为一种有效的荒野自然保护模式,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需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制度变革思想,依靠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对我国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进一步具体化、升级和优化。     

中国国家公园保护制度体系构建研究

在研究国家公园体制顶层设计文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制度经验,结合我国国家公园保护的实际需要和发展阶段,提出建立以统一分级管理、国家评估设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严格生态保护、资源利用监管、社区共建共管、全民参与共享、资金投入保障等8个关键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国家公园保护制度体系框架。经梳理国内研究进展和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试验成果,初步明确各项制度的基本要点和关键任务,分析目前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还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和相应建议,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奠定基础。     

国家公园资源利用体系优化策略——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为例

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是保护等级最高的一类自然保护地,它的建立标志着园内将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手段.构建新时代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下的国家公园资源利用体系,对避开"生态保护唯一"误区、探索国家公园体制机制改革中如何开展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价值.依据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结合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要求以及资源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包括收获价值、存在价值和未来价值),确定国家公园体制下的资源利用评估框架、指标、参考标准和权重.基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应用研究,提出霸王岭片区未来最优的资源利用体系,并提出资源利用体系生态化调整和构建适宜性资源利用体系两项优化策略.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我国生态伦理建设的思考

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如何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生态伦理建设,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视野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意义。针对我国生态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加强生态伦理教育,把生态伦理教育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其次是继续推进生态伦理建设工作的法治化,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创新建立有我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大力提倡技术生态化和探索创新循环经济的运行体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并且要积极推进政府官员绩效评价制度创新,通过制度与体制创新推进我国的生态伦理建设。     

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机制研究——以拟设立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国家公园为例

在我国积极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立的背景下,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社区的协调发展成为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中的重要任务和工作内容.基于我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一地一策"的现状,以拟设立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国家公园为例,通过社区利益相关者识别和冲突分析,提出冲突解决方案,并将社区参与、社区共管、生态补偿、社区经营等方式进行整合,形成引导、组织、保障、评估等四大社区协调发展机制,从就业方式、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生态补偿等方面为呼伦贝尔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发展提出建议,以期对未来我国国家公园建立科学的社区协调发展机制提供借鉴参考.     

美国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场域研究及启示

环境教育是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助推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观的有力保证.美国国家公园作为公众天然的教育场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已经建立了精细化的环境教育体系.以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在对以国家公园为载体的环境教育场域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从场域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和其他参与者的角度总结了美国国家公园完备的环境教育体系,探讨了中国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多方主体的合作管理模式,为中国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启示.     

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的环境伦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慎重审思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所提出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精辟概括.国家公园是一种新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和自然场域,在我国当前的自然保护地建设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家公园建设应遵循的环境伦理典范,国家公园建设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技术和生态文明行为的现代化,是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公园内涵的深刻展现.同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内涵的实践转向,也是其实践归属,在此基础上谋求生态建设的长效维稳是应有之义.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研究

我国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关键时期"抢救式"地保护了我国大多数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野生动植物资源.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主要是按照资源要素设立,且各类自然保护地分属不同的环境及资源管理部门,并依据不同的法规、标准建立和运行.由于缺乏统一的设立方式,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如分类不科学、区域重叠、保护标准不清晰、公益属性不明确、多头管理、权责不落实、保护与开发矛盾难以协调等.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治理能力,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不断提高我国的自然保护管理效能.在梳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及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情况,分析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的目标、原则和主要内容,指出建立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必须彰显中国理念、打造中国模式、体现中国效率,为科学高效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了方向与建议.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生态城市建设的环境伦理支撑

: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为原则所建立的现代城市造成了众多的城市环境问题,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二元对立的状态,促使城市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边缘.在对现代城市环境问题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生态城市建设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生态城市是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与环境伦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它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公正的环境伦理观.环境伦理引导生态城市建设,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首先,环境伦理价值观、环境伦理道德规范和环境伦理信念等环境伦理价值理念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其次,生态伦理文化、生态道德教育、低碳经济模式和生态伦理法制等环境伦理实践行为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实践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