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与市场逻辑批判——《启蒙辩证法》中的一条逻辑主线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一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思潮不同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学话语。他们在著作中批判了作为传统人本主义理论基石的启蒙精神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支配论。文章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分析，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指出启蒙理性在推进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中显现出自身的两重性，即解放与奴役时，第一次开启了一种后现代和后马克思倾向。     

善:判断或描述——亚里士多德之善与古代儒家之善的比较考察

亚里士多德将"善"视为目的,成为理性选择的对象。善获得了理性与主体选择性品质,并因此而成为判断性概念。中国古代儒家的善主要指完成、完善与圆满。善或道德圆满的主体是人性。人性至善的过程是自然的。作为概念,善是对圆满状态的描述,属于描述性概念,不属于判断性概念。它缺少主体性。     

从绝对历史理性到交往理性——论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观的一个转向

历史理性概念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家把握社会历史发展之目标、意义与动力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历史理性作绝对化、实体化、抽象化的解释，是马克思之前西方历史理性观的主要特点。马克思把历史理性理解成内在于人的活动与历史进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揭示了生产方式是历史理性形成的客观基础，论证了历史理性的相对性、具体性、历史性。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概念阐明历史理性是社会各主体间在交往中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心理趋向与行动取向，论证了历史理性的共在主体基础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解读奥康纳《好人难寻》中的人学探索与人文情怀

作为美国20世纪"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奥康纳在其短篇小说《好人难寻》中不仅延续了美国南方文学的创作主题,强调家庭、宗教信仰、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关系等概念,继承了南方女性作家关注女性、关注女性形象与生存体验的创作传统,更以其强烈的宗教现实关怀的情怀,探讨了人和人、人和神的关系,使传统文学业已表现的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本能欲望、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人文母题超越了狭隘的地域界限。其中,作品对人类生存困境以及人性两面价值的透视,反映了20世纪西方文学对人类自身价值与命运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     

辩证理性与新道德规范的重构——兼论赫勒后现代视域下美德伦理学的建构

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根本和核心概念。20世纪中叶，美德伦理学开始复兴，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勒于20世纪末致力于建构“至善”和“美德”伦理学。赫勒提出“好人存在”的美德伦理学预设。但她并不是纯粹的美德或至善伦理学的现代翻版，而是在后现代境遇下吸收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和部分规范伦理学的精华，提出了辩证理性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冠以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生成性”的特质。这种生成之物既是理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在此基础上，赫勒提出了情感生成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中的新因素，偶然性的激情基础上形成的“善为先”观念。“善为先”构成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的区分以及道德心理化的基础。“偶然性的激情”借助于人们的移情、同情和仁慈等能力而触发人们关于“善”的体验，形成“善为先”的观念，并导致情感的“道德化”。赫勒的美德伦理学是“善为先”基础上的辩证理性与后现代基础上建构“道德新规范”的理论尝试，它融合了情感生成与情感道德化理论，以建构其“好人存在——他们何以可能？”的至善伦理学。     

传统儒家人之尊严的伦理化定位特质

儒家人之尊严的定位具有特殊性,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以理性为基础的政治、法律化的定位。儒家强调仁义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体现出纯粹伦理化定位特质,将个体尊严指向道德优越感与超功利认同,排除了任何利益的维护和权力抗争,导致缺乏保障人之个体尊严的平等与权利观念。而自我尊严的“无我”和“忘我”的道德化主张,则严重限制了个人创造潜力的发挥和个性发展。     

SPECIAL ISSU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nlightenment and Its Fortune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科学理性,它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但自身却包含了一系列的悖论,如是与应当的悖论、必然与自由的悖论、普遍性与历史性的悖论等。启蒙理性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造成了对科学方法万能的迷信,以及对西方经验和政治原则的迷信,从而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处理好西方现代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启蒙的现代性理想与现实政治客观需要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合理鉴别和扬弃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启蒙的真正价值是反思批判精神,因此启蒙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竞事业。     

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的革命性意义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Method and the Spheres of Living： Some Thoughts on Feng Youlan＇s Philosophical Method

冯友兰是中国当代最具方法论自觉的一位哲学家。他早年特别强调形上学概念命题之不涉及内容的形式性意义,对负的方法范围的界定亦嫌过狭,这对理解正负方法的统一内涵造成了一些理论困扰。晚年他据“具体共相”的观念反思其哲学系统,在肯定哲学概念范畴形式性的同时,揭示了它作为把握实在的方式及其思想运动的“特殊内容”,实现了理智概念与直觉神秘问的相互包涵与融通。从冯友兰晚年的理论反思反观其整个哲学系统,可见其思想的前后一贯。其据具体共相思想对自己的哲学系统及哲学本性所作新解,亦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此识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冯友兰哲学方法及其哲学的真精神,从中获得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现代重建的智慧启迪。     

SPECIAL ISSUE： SOCIAL CHANGE AND CHINESE WOMEN A Style of Flexibility： Re-cognition of the Female Self --As Exemplified in the Shuanglong Village of the Tujia Ethnic Group in Enshi

本文通过对恩施双龙村的田野研究，认为女性既不是传统所认为的无主体的“他性”存在，也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多种生存策略所体现的理性主体。女性的自我首先是一种情感主体，这种情感主体具有包容性和排他性双重特征。女性自我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女性情感主体的包容性给乡村社会的整合赋予心理与实践的基础，而女性情感主体的排他性则给突破乡村社会既有规范与习俗创造了空间。女性通过一种“柔性的风格”参与了整个社会的建构。     

李退溪的情感哲学

李退溪是理学即新儒学在朝鲜时期的主要传播者和代表人物,他对朱熹的性情学说有详细阐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特别是道德情感及其直觉体验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注意到人的情感的重要性,他从人的情感经验出发,建立了古代人本主义的仁学。这种学说尽管受到家族伦理的历史限制,但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其中包含着对人的真情实感的承认。只要人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心灵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孟子进一步发展出心、性、情合一的心性学说,把人的心理情感,特别是“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说成是人性的心理基础,从而赋于情感以更大的意义。人人皆有“四端”之情,扩而充之则能发展出四种最基本的道德理性,即所谓善。因此,“四端”之情便是人的价值所在。他从“孩提之童”具有爱亲的自然情     

当代新儒家之现代化与现代性批判:对批判理论之批判

当代新儒家的课题是如何完成哲学与文化的现代化,但同时不陷于西方现代化中所衍生的现代性的黑暗面。本文通过与批判理论之比较展示儒家对文化之批判性的一面。批判理论以客观知识为依据而对意识形态作出批判,使人能从自我幻骗与自加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克服现代性之黑暗面。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之僭越,以实践理性复归主位来完成现代化。后现代主者则以为现代化实只是理性对个体之压迫,因而反对理性之论述而寻求个体之解放。本文以为两者都对西方现代化的诊断只对了部分,实践理性是批判的根源,但实践理性也可以对个体产生压迫。文化之能持续不断依于文化理念之是否能合理地持续发展,此即文化理念之是否能达到反省的自我认可。儒家以仁心为历史文化之原动力,仁心促使文化理性地发展,同时也是文化发展之批判根源,具备理性的反省认可的要求。本文最后从儒学作为一批判理论考察五四文化运动之性质,指出这是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化的要求,但也是一自挖传统的文化运动,不能达到理性的反省的认可。当代新儒家之开新外王正是寻求以实践理性之仁心回归正位,发挥儒学传统之批判功能,以为中国建立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世界文化。     

五四启蒙的困境:在历史与价值之间

本文从现代化历史语境中启蒙内在的价值冲突,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固有思想矛盾以及启蒙嬗变的内在思想原因。作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能完成现代性的价值整合。启蒙的仿徨与蜕变,固然有其外在原因,如民族危机亟迫的严峻历史环境,欧战凸显的西方文明的危机,苏俄的崛起所导引的社会主义风潮等等。然而,启蒙思潮内部之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歧异,则是其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     

论婉约派宋词的真善美维度——基于儒家的分析视角

中国传统思维通常是以儒家的道德思想为核心的一种文化类型或思想体系,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儒家的文艺观。儒家之真是性情,之美是境界,而之善则是真和美融合后所达到的社会目的。从这个角度诠释,婉约宋词不只是关注男女恋情的单一模式,也是创作个体对情感与生命的纵向深究。婉约派宋词把委婉含蓄的情和绝美陶然的意境,杂糅在一起,委婉细美地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已浑融了对人生、理想与生存境况的感悟、迷惘等错综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上升为社会意识就形成了当时社会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价值。     

审美与直觉主义

审美是一种情感和意志的直觉活动,这一活动既有感性的参与,也有理性的加入。当然,审美的前提是先有一个直接的对象(美的形象)存在。对于该形象的直觉感受就是审美直觉,审美的一切情感体验都来自于这种审美直觉。康德激发了直觉的效力,也引发了后人对直觉的迷恋和想象。他将直觉看作是感性的,不过却又将其囿于理性范畴。克罗齐和柏格森承续了康德,也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观点。概言之,克罗齐和柏格森则直接将直觉看作为沉淀着理性色彩的感性能力,而这一所谓"直觉"是诸多能力的综合,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综合。关键是二人对"直觉"的解释引发了直觉主义,在此基础上"审美直觉主义"则更是流布广远。     

浅谈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如何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指向的恰当把握。通过新儒家和新儒学概念的比较分析确立新儒家的基本特征。对不同时期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分析,归纳出当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为把握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实质起到积极的诠释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方向性的选择。     

SPECIAL ISSUE： TH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Third Sense of Enlightenment as Seen in the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对现代启蒙批判思潮的反批判,康德哲学固然能够在基本原则和方法方面提供富有成效的支持,但这应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任务和解决的问题。理性在今天依然占据首要的地位,但相比于启蒙时代人们对它的展望和憧憬,理性非但没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系,反而更趋多样化,呈现更多的内在矛盾。康德《判断力批判》诠证了理性诸多领域与不同原理之间关联的可能性和途径,揭明了启蒙的第三要义：理性不仅展现为不同的能力、原理和层面,而且这些领域及其现象可以分别予以探讨;不同的理性原理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在理论上或是不清楚的,但它们在现象之中却确实地建立了起来;关于现象的表述原本可以分为不同层次,除了构造自然对象知识和人类行为法则的能力和形式,理性亦有构造情绪现象与审美现象的能力和形式。因此,理性批判并不限于通过对现有各种形式的知识的分析,揭示既有的理性形式及其构造活动,而且还在于发现理性的新形式和构造的可能性,从而揭示具有新的形式和性质的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直至这种知识本身。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essential tension： on the distinction of ideality and actuality in Marxist philosophy

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哲学倾向,一种是将现实性与理想性加以混同的柏拉图一黑格尔哲学传统,另一种是将二者加以界分的亚里士多德-康德哲学传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背离了将二者加以混同的前一传统,但后人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却又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了黑格尔主义传统。这种回归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在根本上并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倾向,且在现实生活中还往往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因而在理论上就十分必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在此问题上的界限。     

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呈现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交融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启蒙时期德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浓烈的民族情感。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思想文化界的成就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启蒙运动盛期,德意志民族意识更加浓烈,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倾向;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启蒙运动进入最后的“启蒙浪漫主义”阶段,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一种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