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五刑沿革初探

封建制五刑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封建刑罚体系的核心内容。其形成肇始于西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改革,历经魏晋南北朝,确立于隋朝,此后,相沿不改达1300余年。其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法律“陈陈相因、代有因革”的发展特点。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吸收前一阶段成果、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使得整个五刑体系愈加精密、详备、合理。     

略论中国古代的五刑制度

中国古代的五刑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本文以五刑制度的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史料分析和深入探究,对五刑制度的发展演变、主要内容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适用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法律评价。     

从中华法系的罚赎到藏区法制的赔命价的历史发展轨迹

<正>(一)中华法系罚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据历史记载,早在夏禹的时候,中原地区就采用了苗人的五虐之刑.苗人的五刑,就是“劓、刖、椓、黥”和大辟.到了商朝,五刑演变为墨(即黥)、劓、刖(也称作剕)、宫(即椓)和大辟.在五刑之中,大辟是死刑,其余四种刑罚都是残害身体的肉刑.这些刑罚,或伤害肢体,或破坏生殖机能,是很残酷的.历史上比较开明的君主如汉文帝就认为:“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①不过在阶级社会初期,作为统治者对     

肉刑的起源及其特点

肉刑在中国刑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自产生国家之日起至西汉文帝时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a是刑罚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由于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性,肉刑也具有特殊性,它起源于古代战争,经历了由"治外"到.治内"的转变.     

儒家经典"庶人之议"的本质属性和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关注"庶人之议"的政治功能.在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中,有一批涉及平民百姓之议的思想材料,诸如<洪范>的"谋及庶人"与<论语>的"庶人不议"等.从君主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和理想化的政治决策模式的角度,系统考察这类思想材料的宗旨、内涵和逻辑及其对帝制的影响,有助于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儒家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本质属性、基础框架和历史价值.     

我国死刑应立即废除的历史思考——从肉刑的废除谈起

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体现了国家限制死刑适用的一贯政策。但从中国古代肉刑的废除理由、方式以及肉刑废除时产生的立法技术角度,可以看出死刑立即废除的必然性以及在废除时应首先完善立法技术。     

殷人无孝说

“孝”作为道德规范,在我国古代社会有着特殊的地位。几千年来,孝道一直作为“百行之首”而为制约和调节包括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生活的最基本亦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孝治天下”亦成了我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学说,《孝经·五刑章》引孔子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睡虎地云梦秦简·秦律》中有谒官杀不孝子之案例,唐以后各朝法律均把“不孝”作为“十不赦”之大罪,可见孝道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地位是极隆的。     

论唐代流放制度

翻开唐代历史,有关流放的记载比比皆是,从王公大臣到文人墨客,以至黎民百姓,都不乏被流放者。流放制度对唐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是唐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加以研究与讨论。 一、唐代流放的种类与应用 流放在我国古代虽然起源较早,但到北魏方列入五刑,北周始有比较明确的量刑标准,唐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制度,使之趋于完善与成熟,形成为一套比较系统的刑罚体系。     

中国古代的酷刑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的酷刑基本分为两类 ,一类是肉刑 ,另一类是死刑。肉刑以残害人的肢体为主 ,死刑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主。但二者的执行手段并不是正常的惩罚 ,而是通过受刑人的恐惧、痛苦来达到惩罚的目的。每种酷刑在我国都经历了长期的流变。酷刑实际上是原始社会以暴易暴、同态复仇旧俗在阶级社会的体现 ,是狭隘、自私的复仇观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论古代中国免官复叙法的实践与经验

汉代以来,免官复叙便被经常使用,但随意性强,尚未形成定制.魏晋南朝之时,律法仅对免官的禁锢期进行了简要的规定,但形同虚设.直至北魏,将免官三载而降阶复叙定为常法,但仍旧简略.唐律增加免所居官条,免官复叙之法仍从北魏,并无显著变化.宋代官制繁杂,复叙种类之多,独自成体系的叙复之法形成.免官仅作为附加刑使用,免官复叙不再单独规定.待至明清,免官作为附加刑的地位得以改变,行政与刑事处罚有所区分,免官复叙之法体系渐成.免官复叙法的运用对古代中国的权力运作有一定的制衡效果,同时也维护了古代官场的道德水平.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试论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

从第三人为抵押人出发,抵押人凭借专有抗辩权不仅可以对抗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而且可以暂时或永久地摆脱担保责任的束缚,保全自己的财产利益.我国相关法律对于抵押人专有抗辩权的规定十分模糊,应从担保法原理及相关法律规范出发,对抵押人之专有抗辩权进行分析与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