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抛弃：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兼与肖瑛商榷

摘要：没有社会的社会学和没有社会学的社会是社会与社会学彼此抛弃的必然结果。社会学要回归社会,必须明确其知识体系的基础,即社会和社会性的概念界定、基本内涵、社会主体。但社会概念的空泛化、去人化使其合法性、根性得以丧失。肖瑛给出了回归社会学的辅路途径,布迪厄引入“场域”代替“社会”。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导致社会与社会学相行渐远,社会和社会学的双重失根也成为必然。社会的失序、社会性中介的断裂、媒体与大众单一化终结了社会性,也终结着社会学。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的化解成为社会和社会学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命历程

面对韦伯所谓“现世的祛魅”所引发的共同时代问题，使此前由胡塞尔创建的现象学对欧洲诸经验科学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现象学社会学虽然蕴含着多种可能进路，但长期以来只被当成舒茨作品的“代名词”。这种误识不仅遮蔽了现象学社会学的实情，而且阻滞了对其他现象学社会学进路的探索。本文将现象学社会学置于现象学运动的情境之中，试图阐明其发生之初蕴含的多种可能之样式，重点考察作为现象学社会学“正统”范例的胡塞尔-舒茨式进路由欧洲发生到北美发展乃至式微的生命历程。本文虽然偏重对胡塞尔-舒茨式进路的梳理，但也试图揭示拓展现象学社会学之可能，希望这种奠基性工作能激发对其他现象学社会学进路的探索。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鲍曼的理论构想及方法论探析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 鲍曼在4050 年发表的《社会学对后现代性的回应》（后收入《后现代性的通告》）一文中首次对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进行了区分。鲍曼尝试用“社会性”、“栖息地”、“自我建构”与“自我组装”等概念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崭新的人类状况。本文试图在阐述鲍曼关于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构想的同时，剖析这一构想所凸显的社会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理论定位及方法论问题。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六城市调查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接受度问题。与以往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框架而采取“个体决策行为模型”的研究不同,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试图发展一个“社会行动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个体在“风险社会”中面对一项新技术时的决策行动受到哪些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推广种植转基因大米的接受度不高,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传统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决策行为是基于有限知识基础上的“有限理性选择”,大众媒体的影响、对“专家系统”的制度性信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伦”字及其含义究竟属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还是社会构成方式,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存有许多重要而未尽的讨论空间。作者首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重要思想家及社会学家的见解,尤其是他们对“五伦”的认识,以此廓清“伦”的社会学含义。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接着通过与西方社会学中关于自我、角色、社会网络、社会分层及不平等等方面的比较与对话,提出了“伦”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公理、相关定理及其现实社会运行与变异。对“伦”之社会学含义的层层解读,有助于明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相应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并形成一种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途径。     

社会学的人文属性与社会学研究——兼论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的理论意涵#br#

自社会学学科创建以来,社会学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从对费孝通晚年一文的解读出发,试图在解读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阐述。文章认为,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学科的人文属性是社会学题中应有之义;从社会学的“学科意识”这一维度出发,阐述在社会学本土化趋势下,社会学如何与人文科学进行有意义的勾联,是社会学扩展自身传统界限的关键。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友谊的可能性——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

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和米尔斯的社会研究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两条重要且独特的研究路径。帕森斯倡导社会科学中的一般理论研究,核心在于理论和经验的互惠发展的动力学,意在促进社会科学的积累性发展,但确立统一的社会科学无异于建立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学术巴别塔”。米尔斯强调的基于社会学想象的社会研究纲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导向的社会研究,最终难免落入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想象”困境。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其身处的美国社会作出了判然有别的研究论断。进而言之,这种差异的背后隐含着研究者对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政治立场上的深刻分歧。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在田野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分析林耀华的作品入手，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记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潜力与可能性。本文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归纳为“传记法三角”。在（扩展）谱系法和社会结构论的基础上，生命传记法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历史，作为大历史中的片段。不过，现象学路径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离开对中央政权本身和总体结构的考察。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才不会只是个体的故事，而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     

“关系”动态过程理论框架的建构

既有的多立场的“关系”理论存在着一种去关系化的实体主义思维倾向,因而未能看到“关系”的关系性,从而无法有效地理解“关系”的动态过程,即关系情境和行动者不断反复进行的互动过程,因此这种理论无助于人们全面地掌握和理解“关系”和“关系”现象。本文认为,分析“关系”和“关系”现象问题还应当结合关系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有关“关系”动态过程的理论架构,最后本文强调对研究方法学予以综合运用是把握这一主题的可行取向。     

从学以致用、文野之别到文化自觉——费孝通老师的文化功能论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表现为：1、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2、对马林诺斯基功能理论偏颇的修正;3、提出“心态”概念和“文化自觉性”观点;4、应用类型比较的田野研究方法。     

“自我的道德地形学”——一个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诠释学理论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所强调的“文化自觉”的旨趣在于凸显文化主体性以及文化间的和平沟通。“自我的道德地形学”无疑对这一旨趣具有独特的理论启示意义,它构成了C.泰勒的巨著《自我的根源》的主体部分,并在其诠释学思想中占有基础地位。“自我的道德地形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理论被提出来的,而它的社会学意涵在以其为基础的、C.泰勒的著名政治理论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充分地得以展现。鉴于这一理论以兼具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论诠释为基础,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具有条分缕析的阐释力,因此,作者认为,对该理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予以深刻地把握,对中国社会学、心理学在方兴未文的跨学科文化研究领域建构基础性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