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视角下的北京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北京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产生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根本原因是在城市规划和交通政策上对民生的忽视。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普遍化的交通福利理念与社会补偿机制。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如公共交通路权优先、经济杠杆限制小汽车使用、发展多层次的公共交通系统、完善慢行交通系统、倡导绿色出行、友好驾驶、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等。     

从可持续发展看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

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汽车污染的现状以及我国环境、资源的状况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应该以环境优先 ;城市应以发展公共交通为主 ,发展私人轿车时应借鉴国外汽车工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争创公交优秀 实施公交优先

关注民生，“公交优先”成为时下热门词汇，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决策部署，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政府为市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理念已成为各方的共识。     

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影响关系研究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既有可能表现"挤入效应",也有可能表现出"挤出效应",根据经验模型和我国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我国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从全球的公共投资数据比较结果来看,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公共投资规模较大,可能对私人投资呈挤出效应这一结论.但从近期数据分析,我国公共投资率目前可能正处于下降阶段,这与其他国家公共投资的一般发展规律相符.     

中国农村公共交通服务供给研究

在界定农村公共交通服务内涵的基础上,透视其公共产品属性和私人产品属性,通过构建供求均衡模型,认为在农村公共交通服务中,公共部门和市场的共同供给才是有效率的.目前,政府是我国农村公共交通服务的有效供给主体,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交通服务供给难以满足农村社会发展需求,资金供给多元化、供给主体多元化应是其未来发展趋势,但需系列制度作保障.     

交通碳税对我国碳排放、社会福利及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TREMOVE中国模型和中国国家数据,模拟新的车船税政策和碳税政策在我国的实施。模拟结果显示新的车船税和碳税的实施会使CO2排放量在2030年时下降1．19亿吨。同时如果公共交通对私人交通的替代弹性变大,公共交通更为便利或限制小汽车数量时,CO2排放量均会有更加可观的减少。两个税收政策的同时实行还会对社会福利和政府税收产生正向的影响,在双红利效应下,以环境税代替劳务税,会对社会福利的作用更加明显。     

社会学视野中的北京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社会问题,更是民生问题,指出问题的解决应实现从＂以车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核心是公平分配路权和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文中提出诸如公共交通路权优先,经济杠杆限制小汽车使用,发展多层次的公共交通系统,完善慢行交通系统,倡导绿色出行、友好驾驶,实现公共资源均等化等政策建议。     

中国私人小汽车发展的宏观政策研究

针对私人轿车交通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通过对拥有和使用小车的个人成本、个人收益、社会成本、社会效益4个方面的分析,指出政府应从住宅区结构调整、鼓励第二、三产业向郊区转移,加大公共交通设施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3个方面的宏观政策调整,合理引导私人小汽车趋向经济、节能、环保、合理的消费结构,从而促进中国轿车工业、社会经济及城市空间、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伦理视阈的公共信任意涵阐释

公共信任与公共不信任的本质区分在于,行为主体能否基于价值层面形成对伦理普遍性的认知、认同与践行。除此以外,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之"公"的普遍性信任,而私人信任则是基于私人生活的"圈子信任"。因而,公共信任就是思维与意志的同一,是基于伦理普遍性的道德主体性。公共信任与政府信任、公众信任、信任公共品以及公共信用诸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既属于公共信任的不同侧面,同时又是对伦理普遍性与道德主体性的不同向度的诠释。培育公共信任,既有赖于私人信任的拓展,更要铸就制度信任的伦理普遍性基础,唯有如此才会实现伦理之"公"从"概念"到"理念"的转换,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预定和谐"才有生成的可能。     

营销渠道中"公共物品私人自愿供给"的博弈分析

"公共物品私人自愿供给"理论表明:公共物品的私人自愿供给会导致供给不足,而营销渠道中,"公共物品"对保持竞争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营销渠道中"公共物品私人自愿供给"问题的特点,构建了博弈模型,求解了博弈均衡结果,探讨了均衡结果的现实意义,提出应从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创建良好的渠道沟通氛围、确立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等途径来解决营销渠道中的"公共物品私人自愿供给"问题。     

公共管理:新的研究方向

在中国发展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 ,国内学术界对于公共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相互关系一直缺乏清晰的界说。由于美国是开展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国度 ,了解美国的情况 ,分析公共管理在美国兴起的背景 ,说明公共管理的研究角度、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性质 ,评价其贡献和缺陷 ,应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公共管理的学科内涵     

用市场精神改革公共部门

广义的公共部门包括第一部门即"纯粹的"公共部门和第三部门即非营利组织。我国的私人部门市场化程度已较高,但公共部门的改革滞后,表现为:服务理念不强;运行方式落后;业绩评估不科学。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用企业精神改革公共部门。这就要求我们更新观念、开放市场、实行科学的责任制、完善公民参与。     

可持续公共管理决策模式及其支持方法

20世纪西方“新公共管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研究发现:公共管理部门与公众之间的联系可以归入四种关系模式,其中“主对主”关系模式是未来可能成为主流的发展方向,这种关系模式的形成需要依靠公众本身,将对公共事务的认识上升到系统理性和智慧的层面。研究提出了运用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方法帮助公众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形成智慧的具体方法,并分析了“主对主”关系模式中民主与效率的结合途径,指出这种关系模式对公共事务管理效率的提高所具有的潜在意义。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公共生产力的界定、分析框架及改进

作为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概念,公共生产力已然成为衡量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和反映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显著标志。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公共生产力研究为进一步解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及伦理这五个要素为公共生产力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基本的分析框架。要提高公共生产力必须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重视推动组织机构改革和管理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水平,强化依法行政,加强公共部门的公共伦理建设,并重视建立相应的公共生产力评估机制。     

城市公共艺术的公众文化性具体体现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文明建设的不断进步,城市公共艺术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其手法和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成为人们生活中对艺术最直接的参照和感观因素.城市公共艺术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对城市文明建设的公共性、文化性、艺术性、历史性及地域性的设计和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与治理模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循环关系。公共治理从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来看,是对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最好的回应。实现善治,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之道。就我国而言,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转变。     

区域板块的省域竞争力与公共服务设施

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典型相关分析法,依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竞争力与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息设施、卫生设施和社会保障建设水平对我国省域竞争力提升具有决定性影响,而运输设施、交通设施、基础教育对我国省域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阻碍作用;“公共服务组”典型变量对卫生设施、信息设施、社会保障、交通设施等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而对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预测能力较差;“公共服务组”和“省域竞争力组”两对典型变量较好地解释了对应的那组变量,而且交互解释能力也较强。     

美国公立高校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研究——以1818-1945年为背景

1818-1945年是美国公立高校发展的非常时期,国家干预解决了公立高校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危机、资源危机和服务危机,促进其成熟和繁荣。国家干预的特征在于:以资助和法律规范为主要手段,依据"卓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采取适当引导为主的有限间接干预。在当前高校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对其干预的目的、范围、手段以及政府的角色定位值得反思。     

论"公共利益"与"公共使用"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在我国现行众多包含"公共利益"的法律文本中,其立法意图上存在着明显对公权力的授权和对私权利的限制倾向,这种状态甚至达到了近乎被滥用的趋势.美英法律实践中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使用"差别含义作出的厘定,以及它们采用的"逐例"(case by case)原则下的"公共利益"评判标准,对我们准确把握"公共利益"有着十分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