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的社会生活变迁

晚清至民国，新疆社会中的衣、食、住、行等物资消费生活出现了明显的近代化趋势，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逐渐走向文明，新式文化教育开始出现，传统娱乐活动也发生了变化，话剧、电影等随之出现，一些西式娱乐活动和西方近代体育运动成为人们新的娱乐方式。外来因素和社会内部变革力量是造成近代新疆社会生活变迁的重要原因。从时间上看，战时变迁是近代新疆社会生活变迁非常重要的时期。从空间上看，新疆城市的社会生活变迁水平要高于农村和牧区。     

改革开放以来官亭地区社会发展与土族婚姻的变迁

在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官亭地区土族婚姻的变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官亭地区土族的婚姻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1)择偶的空间范围扩大化、族际通婚趋向普及化;(2)早婚现象有下降的趋势,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3)收继婚制和娃娃亲制在逐渐消失;(4)婚姻仪式简约化。官亭地区土族婚姻变迁的根源,是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的加剧以及与异文化的碰撞、冲突。官亭土族婚姻变迁是土族文化变迁的局部展现,反映了土族人在社会变迁背景中的自我调适。     

民族间农民婚嫁行为变迁的比较研究——来自湖北432户农户家庭的调查

研究发现,湖北农户家庭人口年龄分布呈现一种典型的"M"型,这预示着在未来10-20年湖北农村会有一次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但新的生育高峰对未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冲击程度明显要较上一高峰小得多.随着时代的变迁,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的婚嫁行为也发生着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初婚嫁年龄明显反弹,婚姻倾度显著增大,通婚半径也相应加长.尽管这一结论在民族间、村落间有些差异,但总的趋势是一致的.导致农民婚嫁行为变化的根源主要来自农村教育的普及.     

农村“天价娶妻”现象解读--基于冀南H村的田野调查

由于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天价娶妻”现象在多地农村频发。对冀南农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农村富裕家庭和儿子自身条件不足的家庭率先推出婚姻支付的“体面标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源头;媒人职业化、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婚嫁实践中的渗透,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助推力;女方家庭的居奇心理、攀比心理、转嫁心理,是婚姻支付暴涨的强心剂。“天价娶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求的“乡风文明”背道而驰,各地政府特别是农村管理机构应当对此进行引导。     

日本婚姻习俗的历史与现状

采用分析与对比的方法,对日本婚姻习俗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文章指出,日本历史上旧的婚姻习俗损害了人的尊严,否定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民主化,日本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恋爱取代了过去的包办婚烟。现在,日本人的婚姻又出现了多样化,这虽然标志着日本社会民主化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实现良性的社会变迁与发展路径研究

良性的社会变迁,是指变迁的实施者通过周密的有意施行以及相互协作的努力,来提高社会系统的运转能力.良性的社会变迁一直被视为与社会规划、社会设计、变迁管理或者营销相关.在社会变迁中,社区作为一个微观因子被拉入一个超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网络,我国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也不例外.因而,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对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变迁问题深思熟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变迁与发展问题引以重视.     

中国古代婚俗中随嫁现象的社会心理分析

中国古代婚姻中的随嫁陪房习俗,是在婚姻当事双方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合力推动下,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陋俗。在这种婚姻习俗中,有无随嫁婢仆不仅直接关系到出嫁女子本身的利益,它更是女方家族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对于男方而言,年轻貌美的随嫁婢女,是男子潜在的性对象、妾的补充队伍。随嫁婢女的命运不是她们所能决定的,但成为主子姑娘的专用奴婢,凭着"陪房"的身份,却也并非全无所得。分析古代婚姻陪房习俗中的种种心理,我们或可称之为随嫁心态,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和价值。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豫东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潮汕婚姻禁忌习俗及其流变简论

潮汕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丰富多彩的婚姻禁忌习俗。潮汕婚姻禁忌习俗具有对幸福美满婚姻的追求;对喜庆欢乐婚礼气氛的点缀;符合一定的科学道理与社会道德规范等社会文化意义。由于社会的变迁,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转变的影响,潮汕婚姻禁忌习俗发生了极大的流变。我们必须从潮汕婚姻禁忌习俗的流变中进行积极的思考,正确看待各种潮汕禁忌习俗,发挥其在建设文化潮汕、和谐潮汕中的积极作用。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格萨尔王传》所见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形态和习俗

《格萨尔王传》蕴藏着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习俗及其历史文化,族外婚、婚姻不自由、抢婚、妻从夫居、一夫多妻、弃妇等现象,反映出古代藏族社会的婚姻中妇女地位的低下。《格萨尔王传》中所体现的具有藏民族特性的婚姻习俗及其历史文化,是藏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奴隶社会的婚姻习俗的真实写照,也是藏族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活的反映。     

旅游开发背景下新疆图瓦人婚俗的变迁

图瓦人是一个古老的族群,在中国主要分布于新疆喀纳斯。随着新疆喀纳斯旅游的开发,图瓦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图瓦人的婚俗也随之发生变化。文章从选择结婚对象、结婚程序、彩礼、婚礼上的服饰、饮食以及婚礼游戏等方面,对二三十年前与现在图瓦人婚俗坐了对比分析,进而探讨了经济发展对图瓦人婚俗变化的影响。     

新中国的乡村传播实践——基于“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分析

对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乡村传播,并以“移风易俗”“忆苦思甜”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重塑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等系列问题,以“十七年”间拍摄和放映的电影为对象,对选题、人物形象、情节表达等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在新中国“十七年”间,电影《儿女亲事》等抨击旧婚姻制度,歌颂自由恋爱的婚姻和宣传新婚姻法,《槐树庄》等电影则呈现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电影《神鬼不灵》等是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电影,这些电影对旧民俗、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使民众开始重新认识社会的习俗和习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就在“移风易俗”的电影中逐渐出现和建立了;电影《暴风骤雨》《白毛女》等成功刻画了旧制度中人民遭遇的苦难,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土壤中自动生成的,反映的进步思想是社会是前进和发展的,必须与反动阶级和落后势力进行斗争,通过“忆苦思甜”来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十七年”所力推的这项农村题材电影文化政治传播既是国家对内传播实践的创举,又柔性地将乡村政治引导到新的社会形态中,成功地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义转变。     

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及其文化意义

新时期以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塑造了大量的乡村女性形象,不少作品更直接以乡村女性作为表现的主体.这些女性群像基本可以归入苦难女性、女强人、道德女性和落后女性这四类范畴.借助这些乡村女性形象在时代中的审美衍变,通过对她们的婚恋情感、人生命运及未来出路的展示和思考,农村题材电视剧对中国乡村传统、乡村现实和乡村文化进行了全面探索与考察,完整地勾勒出一幅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景,拓宽了中国电视剧艺术的表现空间.     

社交微商与劳动赋权:基于农村青年妈妈的质化研究

由于农村在地域和政治空间上的特殊意义,兼具时空特征的"农村青年"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家庭关系变革、社会语境变迁的一个缩微群体。伴随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女性群体使用社交媒体的普及,因结婚生育而在农村选择非正式就业的年轻妈妈群体,选择以社交微商的形式参与劳动就业,增加家庭收入。通过网络民族志、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试图探索一个研究该群体的理论框架:由于这个群体同时具备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80后、90后,农村女性,母亲角色等多重特点,通过其使用社交媒体参与劳动的实践过程,建立起一个以个体劳动为中心的家庭场域、虚拟社交场域、社会现实场域的三重场域,这背后涉及的赋权机制与认同机制研究,或将成为洞察新时期青年农民群体信息交往、社会资本、经济实践的一个切口。     

乡村振兴战略下地方饮食民俗的传承与弘扬——以四川省广安地区为例

以广安地区特有的饮食民俗,如坐歌堂时吃的特色咸干菜系列、中秋节吃的碓窝儿糍粑、农忙时吃的皮蛋等等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法得知,正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所指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地方饮食民俗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弱化,甚至消失。但无可否认,这些传统地方饮食民俗可以在不断的变迁中与时俱进,比如与旅游结合以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通过深挖地区优秀饮食民俗背后所体现的文化意蕴,以发挥地域文化的教育功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等。     

论维吾尔族“塔拉克”离婚习俗的法律效力问题

穆斯林男子通过喊三声＂塔拉克＂来达到离婚的目的,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无论社会舆论怎样看待,它已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借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演变成了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法律针对公民的婚姻问题都有专门的、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且明确规定不得利用宗教干涉公民的婚姻自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塔拉克＂这种不合法的婚姻解除方式,却是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无法用行政、法律手段在短时期内所能改变的。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使这些＂不合法＂的民间习惯法与我国的法制建设保持和谐,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社会安定,显得尤为重要。     

从“礼物”解读清水江流域苗族婚俗变迁——以三穗县L村为例

本文考察了清水江流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苗族地区L村的婚俗变迁,以"礼物"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通过婚俗中礼物馈赠的呈现、流动、变化及象征意义来探讨该地区的婚俗变化。文中既包括男女双方在不同时期的礼物馈赠,也包括男女双方家庭的新婚祝福礼物。婚俗中的礼物互惠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研究礼物交换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诠释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结构的途径,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婚俗中礼物的变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苗族在社会转型下的婚俗文化变迁。     

右江农民运动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嫁娶习俗变迁的积极影响

右江农民运动开展后，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号召妇女挣脱“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制定法令，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和地位；倡导婚事新办，帮助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使根据地的嫁娶习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少数民族聚居的右江地区婚姻制度大革命的开端，对以后的嫁娶习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