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彻底完成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成法治国家。这是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顺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伟大变革。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革命,首先要锁定重点领域,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打造法治政府,以此撬动法治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革命。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民主和法治实现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必由之路。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法治中国建设,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此,就必须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变革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法治中国建设,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并且通过法治中国建设,切实提升国家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经济治理现代化与产业政策转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即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核心问题一直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而产业政策则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因此,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增强了推进产业政策转型的紧迫性,而且也为这种转型明确了基本方向,即产业政策需要符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助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按照上述要求,中国产业政策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地转型:一是明确产业政策功能定位,使产业政策聚焦解决市场失灵所引起的资源配置问题;二是转变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实现产业政策向以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为主转变;三是推进产业政策手段转型,实现产业政策手段向市场友好型方向转变.     

中国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学术界研究服务型政府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初步探索阶段、研究拓展阶段、研究的系统化与创新阶段。初步探索阶段主要涉及服务型政府的研究缘起、基本概念以及与传统政府模式的区别等问题;研究拓展阶段的重点集中于基础理论、经验介绍、实践分析以及宏观思路与具体路径四个方面;2008年以来,服务型政府的研究进入系统化和创新阶段,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为三条主线推动服务型政府的整体性治理。服务型政府研究进一步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第一,推进服务型政府的本土化研究;第二,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法治引导;第三,构建多元合作的治理机制;第四,研究方法上价值研究与工具研究并重,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协同。     

治权层面国家政治安全实现的法治路径

政治安全可以分为主权、政权与治权三个层面。中国正在经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治权层面，并且要面对诸多新型的、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强调要把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全过程。实现治权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法治化需要明确治理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是代表民意的法律，政治体系要体现对多元身份与理念的包容性，并注重运用市场和网络机制来构建新型公共管理秩序。     

协同治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模式选择

社会信用问题是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重功能.根据运作主体属性的不同,国际上社会信用体系表现为市场式、公共管理式、会员制三种模式,区别在于治理主体.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与职责入手,研究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有效途径.根据我国当前的信用建设情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该运用治理的多中心理念,及协同的整体性思想,分类、分步骤地推进.     

行政法治与市民社会

行政法治有两个基本内涵 ,一是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从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人治模式向现代的参与式政府管理模式和法治模式的转变 ,二是意味着一种社会秩序的构建。在这一模式的转变和社会秩序的构建中 ,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导和规范市民社会的发展是行政法治的新课题     

回应型政治:现代国家治理的运行特质

回应型政治是指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回应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公共治理行动的权力运行范式.其中,责任政府是促进政治信任、维系优良政治关系的主导力量,责任社会是铸造廉洁高效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平衡要素.促进我国回应型政治有效运行,需要确立管理客体中心主义原则,促进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能量正向转换;顺应政治现代化的潮流,寻求强政府与强社会之间的相对平衡;构建有效回应机制,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在公共物品供给上作出正确的时序选择.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若干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关注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领域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如新型国家、社会和个人良性关系的构建,政府公共性、政治合法性、公共治理、意识形态建设等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根本理论特征和品格.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二是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当代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专题讨论）：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国家治理转型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困境及超越

推进国家治理转型逐渐成为当前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抉择,是建构现代国家、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改革举措。国家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需要理性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相结合,然而,由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因素成长较晚,加之各种体制性因素的阻碍,我国政治参与处于非理性、非制度化向理性、制度化转变与完善的阶段,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必须跨越的屏障。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必然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转型与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