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第三代新儒家向何处去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现代新儒学,经过薪火相传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第三代新儒家,这些人都有解放初期留学的经历,他们宣称,要迎接西方"后现代化"的挑战,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适应世界迅速变化的新形势,正确对待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的关系,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发展,使儒学真正走向世界。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近代儒学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闽台地区开始的实践型新儒学;另一条是他们继承前两代的理论型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

现代新儒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将儒学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同情了解”儒学并认肯了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一研究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使国人对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理性自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广义的新儒学概念有其合理性，内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决不能归结为是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学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是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张君劢关于儒学复兴与中国之现代化思想述论

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在为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中国人心底深处的最重大问题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究竟有何关系;思想家们对之提出了许多观念,其中有些甚至呈彼此对立、因而相互论难之势,然皆对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以及对当下乃至今后的现代化运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作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对之有着深沉思考,并从多方面提出其思想观点,构成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新儒学思潮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中国人仍有一定启迪。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融合——评张岱年的新唯物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对话的过程中,张岱年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念和范畴"综合创新",成功建构了一个由宇宙论、方法论、知识论和人生论构成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较好地解释了当时的现实世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对话和融合的经验,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有待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不是对立的,而且作为思想文化的儒学,一直以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处于不断融合会通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重新阐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把握,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转型,超越以往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以"思想自我"的意识理解两者的会通,把握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在人性自觉的意义上贯通两者,实现同质同构、异质互补、双向建构的视域融合。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略论现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关系认知的三种范式

现代新儒家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思想内容的创新是以中西文化关系为"场域"进行的,对儒学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也是在如何认知中西文化关系中展开的。他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知分为三个阶段,形成三种范式:第一代新儒家认为中西文化关系是涵摄关系,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以儒学的态度接受和改造西方文化,其思维方式是线性相续思维;第二代新儒家主张中西文化关系是贯通关系,实现儒学现代化的途径是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民主和科学的新外王,其思维方式是两两对列思维;当代新儒家主张中西文化关系是对话关系,实现儒学现代化的途径是在"共同意识"的基础上重申儒学的德行伦理和人文精神,其思维方式是"理一分殊"思维。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念、困境和根本出路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百年来儒学研究中的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现代化的尝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路、争论焦点和面临的困境,深入探究儒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新时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儒学讨论之反思

在中国 ,从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大致分为三大类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论儒学之是非 ,表现在对儒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和取舍上 ;二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通 ,表现在哲学领域 ,尤其是辩证法、对客观规律认识的相通 ,同时还有人论的一致性 ,道德理想的一致 ;三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会通互补 ,分别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儒学现代化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援儒入马三条路径来阐发     

杜维明与儒学的现代发展

杜维明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发展。他的儒学言说是建立在对启蒙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给儒学的现代发展开辟道路,他试图纠正人们对儒学的一些传统看法,其中最核心的是儒学与专制政体的关系。他站在世界性问题的角度挖掘了当代思潮与儒学的相关性,从做人以及人格塑造方面肯定了儒学的价值。他对儒学现代发展路径的探讨内容丰富,主要有继承和超越启蒙心态、儒学内部的深度挖掘、走向世界、广泛参与等。他对儒学的弘扬并非是情绪化的,而是冷静的、理智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学负面价值的反思上。探讨杜维明的儒学言说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也对我们把握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汇的现代解读

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将我国国情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思想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既可体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能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民族文化，从而达到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现代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三重向度——对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种新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如何"化中国",又包括"中国"如何"化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上说,当马克思主义者思考怎样面对作为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儒学时,儒学家们也在焦虑如何应付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儒学家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典型案例。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明,对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要坚持三重向度,这对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批判与构建：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学挑战的回应

20世纪40年代，面对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构成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回避，而是采取了主动式批判与深刻性构建并举的策略。“主动式批判”，即将这种回应置于主动“破”现代新儒学的科学性的实践中，以此来“立”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大力彰显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度；“深刻性构建”， 即通过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开展系统性地“立”，亦充分体现了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的深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