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以中国边城为例

本文以艾滋病为例探讨社会应对风险的可能路径,分析了“中心”与“边缘”两种治理模式的互动过程,进而挖掘社会创新的可能性。“中心”逻辑以保卫社会之名推行规范性教育话语,并在实际运作中固化秩序,追求成本效益;“边缘”逻辑则在特定善的理念引导下进行探索性社会行动。二者是当代世界应对风险的体制性道德驱力。随着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境况从被排除翻转为例外性纳入,由此体现了当代世界生命治理的元结构。中国边城的感染者同伴小组内嵌到中心体制之中,促使感染者人口更加平稳地进入医学体系,同时也开启了全新的社会行动领域,激发了生命活力的涌现。艾滋病作为社会实验所彰显的边缘能量,对探索社会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潜能有着深远意义。     

社区“日间照料室”空置对社区服务功能与社会工作教育的挑战

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经历了20余年改革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社区人”演化,社会保障之网也逐渐在社区托底。随着“就业的市场化”、“住房的商品化”、“养老社会化”以及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和老龄社会的到来,各类弱势群体的问题都集中落脚     

论人之自我超越的维度与理想人格的重建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既包括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革，也包括价 值观念和生存方式层面的文化转型。后一重变革的核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提升和新的理想人 格的重建。而新的理想人格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的自我超越本性的发展．所谓人的自 我超越，是指人对自身存在的限制、现状、现实和有限性的超越和突破。这种自我超越是人区 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人是自我超越的存在物。人的超越性是由内在关联的三 个因素决定的，这即是人之存在的限制性、人的实践能力和人的自我意识．换言之，人的实践 能力和自我意识的增长表现为人对自身存在的诸方面限制性的超越，特别是对人的个体存在 的限制性、人的物质活动的限制性和人的存在时空的限制性的超越与突破，由此人的超越性 在三个基本维度上展开，即个体－人类维度、物质活动－精神活动维度、物质存在时空—社会 存在时空维度。在这三种维度上生成的自我超越性理想人格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需要的理 想人格形象，是“新人”和“新社会”的生长点。     

虚拟实践的涵义、特征与功能

所谓“虚拟实践”是指人们运用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在赛伯空间中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的一切能动地改造和探索虚拟客体的客观物质活动 ;它既同现实实践一样具有客观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 ,同时又具有自身的新的特征和功能 ,从而突出地展示了人的创造性、超越性和自主性 ,也是人类充分发挥创造性、超越性和自主性的最佳手段和途径。虚拟实践活动极大地拓展和延伸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时空区域 ,根本改变了人们活动的时空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时空观念 ,从而成为信息时代特有的新型社会实践形式。     

审美活动“如何可能”──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阐释

审美活动是美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过去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审美活动的来源（实践美学）、审美活动是什么（认识论美学）等问题上。而就美学研究而言，最为重要的应是审美活动“如何可能”（生命美学）。文章由此入手，指出审美活动是人之为人的最为根本、最为源初、最为直接的存在方式，正是它，以直接性与超越性使得自由生命的理想实现成为可能。     

“社区为本”的信访社会工作模式的运用研究——以K社区平息独生子女政策争议为例简

在新时期我国信访工作面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法律法规制度仍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访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的“减震器”、“减压阀”的地位更加重要。文章通过对因独生子女政策争议引发的信访事件进行案例分析，指出“社区为本”的社区信访工作的特点与可资借鉴之处，并对该事件反映出的制度层面的问题加以探讨。     

构建社区共同体：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路径思考

作为连接政党、政府、社会、民众的重要桥梁，社区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也是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区成了主阵地，激活了潜藏于社区以及社群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了社区治理的不足和短板，如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不强、自治意识缺乏，社会空间让渡不够、社会组织培育不足等。为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不断审视与检视问题短板，汲取实践经验，积极构建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社区共同体。在谋划上要内嵌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方式上要超越“行政化”与“去行政化”之争，在文化上要增强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与社区人文关怀，在技术上要以智慧社区建设实现更加科学精准高效的治理效能。     

督导手记——社区公共问题的介入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群体相互依存、共同生活的空间。随着城市社会的转型和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小社区”变成“大社会”，来自不同单位、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水平、不同结构层次的居民，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和期望越来越高并日益多样化，给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现代社会人本伦理诉求下的生活价值体验

生活作为人生命活动的展开方式，是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进行的生命活动，是人全面本质的展开，本真生活是属人的，以人为本。现代社会实质是以资本市场逻辑和技术理性为主导逻辑建构而成的物化社会，置身其中的现代人的现实生活实质上趋向物，处于异质生活境遇，怎样在现代生活境遇里获得生存的意义，过有价值的生活，回归“人本”生活状态，关键在于对“物本”异化力量主导所形成的现代人的异质生活境遇的超越，即对生活的价值体验。     

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诉求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最高价值诉求，是我党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反观市场经济下人的生存状态和传统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推进市场经济又超越市场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没有公众的公共空间:北京大栅栏院落调整中的国家与个人

本文采用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在北京大栅栏的院落空间调整中讨论了公共空间的含义与公共重建的问题。与西方将公共空间作为具有政治或社会意义的公共生活不同，大栅栏的居民从所有权出发将公共空间定义为国家财产，又在使用中逐渐侵占并瓜分了这些在管理上被忽视的国家空间。这既是住房等公共服务欠缺的结果，也被历史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所建构，公共空间因此充满了各类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互动。本文将介绍两个强干预的社会行动案例，它们分别以“孵育社会生活”和“划分公私边界”为思路进行院落空间调整实验，但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结论部分对此进行反思并指出，公共重建需要调整空间中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并建立公共空间使用的规则。     

论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控制机制

公民道德建设不但是贯彻以德治国的具体举措,而且是社会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道德控制是与制度化控制相辅相成的有利的社会控制手段,它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是由其不同于制度化控制的特点决定的:它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重在引导激励人们的行为、直接关注行为者的精神世界,可起到消除违规观念、防止越轨行为发生的作用。运用道德建设方式加强社会控制,必须从基础道德建设入手、消除妨碍公民道德建设的不利因素、创造良好的社会和社区氛围。     

Representing personal and common futures: Insights and new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pragmatic sociology of engagements

To understand social issues and practices such as those related to climate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that are clearly future-oriented – collectively experienced events that are “not yet” – and co-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actors, we need nuanced conceptualizations of how people think about, negotiate and co-create futures that allow us to understand not only what people (can) think and do about future-related issues but also how that happens, what for and with which implications. However, so far, one of the key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hat has conceptualised how people make meaning in situations of change and uncertainty – the socio-psychological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SRT) – has not often engaged with the future or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temporality. By contrast, the French pragmatic sociology of engagements and critique (PS) has engaged with these notions, conceptualising them in relation to materiality and a plurality of moral orientations – two dimensions often seen as key to how collective futures are made and imagined. To offer a more nuanced and systematic conceptualization of how people represent the future and with what consequences,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compare and synthesise SRT and PS, as a first step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genda on social change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future.     

论儒家忠德主体

忠德主体是忠德的认识者、实践者、执行者,是忠德对象性活动的行为者本身。儒家忠德主体的集中体现是广大“儒土”。忠德主体具有人格独立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公的道德忧患意识。他们通过“明道”和“救世”的方式来践履忠德,其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是为了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以实现“大同”理想。     

Care of Empowerment? A Disability Right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notion of "care", arguing that people who need support in their daily liv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as "dependent people". Instead, the author argues, if we want to empower people we must learn from the 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 from the people who struggled against segregation and insisted that access to personal assistance over which they have control is a civil rights issue. The paper takes issue with Clare Ungerson's perspective on the new direct payments legislation. This legislation i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achievements of a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social researchers have a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collaborate with this movement in any work which they develop on issues which are not of mere academic interest but which concern people's rights to choice and control in their lives.     

家庭·学校·社会:伦理教育的整合实施思路

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当代境遇中,以道德和美德为基本内容的伦理教育,要卓有成效地展开,首先应该构建起家庭、学校、社会的互动平台,遵循人生奠基、生态整体、广博博爱和全面慈善等基本原则,整合实施伦理教育,引导人学会成就自己、关爱他人、关心社会、善待自然、敬畏生命、担当责任,既践行道德生活,又追求美德作为.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无序和虚空:后现代伦理存在的破碎

后现代伦理存在从主体性虚空到社会的道德虚空,无一不表现着破碎的样子,建立在封建纲常基础上的旧有伦理秩序被废弃、符合新时期社会期望的伦理存在方式还没有成熟。伦理主体存在着,却以没有主体的方式存在,存在以身体的呈现模式承载着自我和社会的破碎状态,以渴望和探索的姿态正在生成,主体理性也在不断的反思和对话中,拯救着迅速蔓延的虚空。     

历史价值的错位——吴宓的道德理念探讨

在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猛烈批判的呼声中，吴宓却把道德作为救国救世的落脚点，由此，吴宓的道德理念在当时不仅不受重视，甚至被视为迂腐守旧而备受批判，其根本原因是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是一种历史价值的错位。吴宓的道德理念是他延续传统、会通东西文化的一部分，其思想不仅是对当时激进时代主流思想的一种反思和补充，对我们强调道德普世性的今天，亦有重要的意义。     

自然状态的道德意涵:定位现代道德的开端

针对李猛有关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讨论,本文力图指出,自然状态不仅仅是一个人性冲突状态或法权矛盾状态,而是具有某种积极的道德意涵。这集中在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概念上。正是自然权利,而不是原初缔约环节,构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自然权利不完全是一项主观权利,它同时还带有传统客观法权的正当意涵。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凭借国家权力的存在,成为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然性”又意味着它并不是由国家所制造出来的,而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本身。人的自然并不是可以任意抟塑的质料,而是有其形式,并被明确界定为一种自然“权利”或正当,参与到政治生活的构建之中,这构成了现代思想不得不去回应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