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

中国儿童文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萌芽,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诞生,其儿童观与文学观的树立,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在其发生过程中,启蒙思想始终推波助澜:政治和人学思想的变革推进了对儿童地位和特性的深入发掘,美育理念的推行则催生和强化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性.现代儿童文学既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担当着启蒙的重任.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困境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外来文学影响和自身意识逐渐成熟共同作用下的"风景发现"。从西方儿童文学、人类学等"外面"接受而发现儿童文学,存在着理论"损耗"和"变形",作家往往会依据现实需要和传统习惯调整接受维度。由童年体验所导致对传统儿童文化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的现代儿童观则深刻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从"儿童问题"到"儿童文学",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与现实"文化革命"相关,呈现出"为儿童的文学"的典型特征",儿童本位"的文学观念始终未能确立。如何处理"现实性"与"儿童性"的平衡,是影响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困境。     

试论五四文学语言的欧化白话现象

不同时期对于五四文学语言欧化白话现象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对五四文学语言的看法。无论理论倡导,还是作品语言,欧化白话现象与五四文学语言建构都有着内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欧化白话现象的五四文学语言以强大的话语力量,"决裂式"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诗性空间,直接表明了中国文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     

论现代性视野中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

五四时期确立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发轫,它既基于成人与儿童的"二分"式想象,同时其本身也表现、制造和强化了二者的分离。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本位论,从儿童身份的本质论界定、儿童学作为方法论基础以及儿童天性与文学教育之关系等维度赋予了这一理论以普遍性内涵。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既是救赎,也是枷锁,应将其历史化、对象化。其前提性假设亦应引起我们的批判性反思。     

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

"五四"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她的发生发展与西方小说的引进介绍不可分,但她与传统文化、文学的联系更不容忽视.现代小说生成之中,其小说结构形态(文类)的形式背后,也联系着宇宙观、人伦精神、"士"阶层特征、"逍遥"人生的自由追求等诸多传统的内涵.最重要的是,现代小说家一方面自觉地对传统进行着创造性的转换,一方面在其创作中始终抹不去一种传统精神的保留.因而,她昭示了现代小说中国化的某些本体和核心命题,以及"五四"小说现代性究竟是如何再造传统和精神延续的.     

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人生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父权的缺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约束"子"的外在规范失却了效能。没有了父权的规训,也就意味着由父权所承载的规则、秩序失却了存在的根基。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父权的缺失,为这批"没有父亲的孩子"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者,以及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者提供了历史的机缘。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是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考察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父子关系,分析五四文学的发生与父权缺失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以及父权缺失对五四文学的发生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可以发现五四文学发生的特殊规律。     

论中国儿童文学审美现代性的确立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儿童本位”的理论收获,本文从“五四”儿童文学创作的美学风貌入手,来考察其现代性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创作中的“新质”主要表现为自然美、情感美、游戏美以及洋溢着浓郁的“幼儿味”,格调优美,在形成中折射着“五四”文学的时代光影,并受到外国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创作中对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双重注重,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初步确立,但其创作实绩未能达到其理论倡导的完美境地。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错位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用科学理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从"实验主义"的科学接受到"求真理"的思想共识,最后落实到和俄罗斯拯救意识深度结缘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种在科学和人文错位的对接中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转换为五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全过程,都是在实用科学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完成;这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张扬西化同时又游离于西学的双重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又揭示着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汇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实用科学理性和"为人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失去对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文学革命”前夜胡适与国内文化界的通信

胡适在海外留学时期所面对的思想文化资源,与章士钊、陈独秀等民初重要人物构成的国内文化界当然会有诸多的不同。在历史际遇之中,他们以通信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有时代意义的沟通平台。在胡适与《甲寅杂志》的通信之中,章士钊关心的是时政、政治体制之类的东西,是典型的民初政论刊物的思维取径。胡适与《新青年》陈独秀的通信,反映出二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现代变革的共同追求,对中国思想文化改造的共同雄心,奠定了两人合作的思想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日后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输入文明"所构成的时代强音,沟通了海内外共同关注文学的两个不同的思想文化变革空间,在此之后自然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正式登场。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任剑涛先生认为,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陈卫平先生辨析了"五四"与全盘反传统、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谭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生论"文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必须重视"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方朝晖先生将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概括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迄今仍没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魏建先生以《女神》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了"五四"文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刘悦笛先生从世界文明的大脉络当中重新审视"五四",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在结合本土传统后,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六篇笔谈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肯定"五四"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向度与新的思考,对于相关研究将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嬗变与建构的当代意义——论五四文学传统

五四文学传统是在阐释中建构起来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强调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性质和个性解放精神,推崇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左翼文学兴起后,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了修正,剔除其中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内容,同时强化了它本来就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到1940年代,五四文学在新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实现了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整合,它们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不过经此改写,五四文学传统便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五四文学自身了,这导致198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讨论.这一讨论,顺应了思想解放的时代趋势,但注定不可能真正回归"五四".在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在现代性原则的基础上理解和重释五四文学传统,从而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理想的一个精神动力.     

何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论20世纪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及其特异性——以王国维、鲁迅、周作人为中心

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五四,先声却在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译介。鲁迅是从反封建政治要求出发引进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第一人,他不仅为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拿来中国厘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更创作了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最杰出的篇章。周作人从主张"人的文学"到对文学应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揭示,再到倡导儿童文学,呼唤女性文学,使中国有了较完备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形态。     

茅盾的现代思维与西方文艺思潮

五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开放、自由、创造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空前巨变、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蜕旧更新、走向现代化、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重要时代。五四时代涌现出一代杰出的英雄志士、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大师。茅盾是继鲁迅、郭沫若之后,在五四时代中外文学交流高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文学巨人。在五四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际遇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在五四时期享誉全国,而且在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建设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可是在20世纪20到7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并没有沿着"周作人的方向"发展下去,而代之以"现实的方向"前行.造成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性悲剧遭遇原因是:个体优先与群体本位的矛盾、娱乐游戏与传统教化的对立、西化儿童观与传统儿童观的冲突.     

“中国议题”与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议题”的提出夯实了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本土根基,也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话语资源和价值标尺。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将儿童问题归并于中国议题,保障了其反映社会结构、拉升思想效能的现代品格。民族国家想象是文学彰明自身价值的重要路径,儿童文学以“儿童”的新人想象为基座,统合“立人”与“立国”的内在关联,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框架。中国儿童文学对“中国议题”的叙述,接榫了新文学所开创的人文传统,在本体论与价值论“一体化”的机制下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知识话语与精神气度。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