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花宝鉴》体现的清代文人狎优心态

清代狎优之风盛行，《品花宝鉴》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其体现的清代文人狎优心态，可从爱美之心，惜才之意，知心之交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清代男风的年龄问题分析

刑科题本中包含鸡奸情节的案件,系清代法律文本对于男风的表述。案件当事人的口供信息,可以作为量化研究的数据。分析可知清代好男风者追逐男风的"活跃年龄"大致在30—36岁之间,追逐对象则是17岁左右的青少年男性,双方年龄差约为15岁。三项数据大致反映了清代男风的年龄结构特点。部分好男风者更为偏好年幼男性。决定好男风者的性要求是否能够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被动者的年龄。     

《文选》联绵词李善易读音切续考

[1]《南都赋》：“琢狎猎，金银琳琅。”（71页）“猎”（来，叶），善音：“土（崇）甲（狎）切”。李善音系统“来”母绝不与“崇”母相混，“叶”、“押”两韵亦不相杂。谨按；李善音”猎”以“上甲切”，当为联绵字的易读。”’狎”．善音“胡（匣）甲（狎）切”，是知李善将“狎猎”视为迭韵联绵词。李善注：“狎措，饰之貌。”《六臣注文选》吕向注：“众饰貌。”“狎猎”亦表示“重接貌”或“花叶参差貌”。如《文选·西京赋》：‘’披红葩之呷猎。”李善引薛琼注：’‘狎猎，重接貌。”《六臣注文选》张铣注：“狎猎，花叶参差貌。…     

《绝妙好词》在清代词坛的接受

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文学创作史和文学接受史两方面.对文学接受活动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史发展的动态过程.而对清代词坛而言.唐宋词选本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词学的走向,故本文以<绝妙好词>在清代的接受状况为个案,考察其在清代的接受和传播情况.<绝妙好词>重行于世当是在1678-1684年之间,其在清代接受活动的对象主体主要是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正是在对前代词学的接受吸取中,清代词家逐渐完善了自己的词学理论,清代成为一个词学空前繁荣的时代.     

《学衡》与近代墨学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墨学的大讨论中,《学衡》刊登了多篇文章,总结了清代墨学的校勘整理情况,并对荀孟辟墨、西学墨源、《墨子》一书成于谁手等观点作了考辨。对某些问题,学衡派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在墨学研究中常将儒墨比对而列,并体现出"儒学为优"的态度,反映了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龙城书院课艺》课士赋与科举关系

清代常州府地方教育发达,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书院有47所。其中龙城书院最负盛名。补官学之不足而设的书院在日常的藏书、刻书等文化活动外,地方官员及书院山长对生徒进行考校是值得关注的部分。经由山长等甄选结集的课艺是其文学活动的成果。清代常州府龙城书院山长(斋长)编选的《龙城书院课艺》共收课作2 199篇,其课作文体多样,其中《词章》部分收赋33篇。对书院课士赋的研究是清代赋学研究领域中未被开掘的课题。在清代书院科举化的大背景下,常州府龙城书院课士赋与科举关系密切。在书院科举化的模式下,山长谋求举业与讲学相通,学子们"绩学能文",通过书院中赋体的习作,达到科场八股写作"清真雅正"的官方标准,以全其"道德、勋业、节义、文章炳史册而耀桑梓"的初衷。     

《国朝先正事略》述评

有清一代,去今未远,留下的人物传记资料浩博如海,而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只是海水一杯,但却是晶莹剔透的一杯. 说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浩博如海,并非随意夸饰之辞.现存于北京第一档案馆的清代档案,仅满文资料就有九百多万件,若加上辽宁和台北两处的清代档案,共达一千三百万件以上;至今保存的清代地方志有五千五百八十七种,清代修的族谱家乘约五千种;清人的诗文     

清乾隆刻本《汇纂诗法度针》辨识

坊刻本《汇纂诗法度针》虽系为士子应考所编历代古近体诗选本,但留下了清代著名诗人蒋士铨、著名经学家表守定的序文,并保存有《全唐诗》未收录的诗人诗作二首,弥足珍贵。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沈善宝《名媛诗话》

所谓"清代闺秀诗话",是指记载、反映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的著作,而不是指女性撰写的诗话.清代闺秀诗话保存了大量反映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资料,是研究中国妇女文学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文献,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本组笔谈选取了<妇人集>、<名媛诗话>、<袁枚闺秀诗话>、<小黛轩论诗诗>等10种清代闺秀诗话进行探讨,对其作者、内容、价值、版本皆有涉及.     

语 言 赞 美 诗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实际含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只有那些在写作中把对语言美的追求,看作是高于写作本身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到语言作为艺术的真实内涵。语言是值得赞美的,因为语言是一切艺术最初的逻辑起点和最后的终极目标。     

甲骨文与《商颂》

在学术史上，有关《商颂》的作者与作期问题，从汉代开始就有争论。古文学派认为《商颂》作于商代的贵族祭司阶层，今文学派则认为是周代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这两派观点一直持续到近现代而未有正解。自从甲骨文资料的不断出现，解决这一千古论争成为可能。今考甲骨文中有《商颂》所提到的族名、王名与地名；甲骨文中的词汇与《商颂》中的主干词汇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的甲骨文中，还有贵族子弟系统接受“学商”“秦商”“舞商”活动的详细记录。这说明，《商颂》在商代确实已在贵族阶层中流传了。     

《笛赋》为宋玉所作说

关于《笛赋》,自南宋章樵提出怀疑以来 ,古今学者多否认其为宋玉所作 ,并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 ,前人的理由均有失考之嫌 ,没有一条能作为否定宋玉作《笛赋》的力证。同时 ,从《笛赋》的内容看 ,它反映了楚国灭亡时楚人的伤痛情感 ,又鉴于游国恩先生对宋玉生年的推测 ,楚亡时宋玉为七十四岁左右 ,具备创作《笛赋》的条件。所以 ,我们认为 ,在拿不出有力证据来否定宋玉作《笛赋》的情况下 ,应当认同古文献对《笛赋》的题名 ,承认《笛赋》为宋玉所作。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论陶渊明咏风

古人讲究"吟风弄月",陶渊明诗文便有歌咏风的特点.本文试从陶诗文咏风的角度,把陶诗文中有关风的句子,分为若干类别加以剖析,勾勒了他十种不同的"风"词,四种针对风的特定的状态和环境来写的样式,三点写出这么多"风"词的原因,以及陶渊明咏风的六个特征.     

汉代赋史上的一朵奇葩 --浅议蔡邕的恋情赋

汉代,润色鸿业的大赋占绝对统治地位,使汉代文风平直呆板,缺少革新精神.汉末文坛巨匠蔡邕的恋情赋则独树一帜,蔡邕在赋中热情地歌颂爱情,大胆地表露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蔡邕的恋情赋对美女的描写细腻生动,对爱情心理地刻画淋漓尽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赋中以常人的口吻描写普通人的爱情婚姻生活,丝毫不带道德教化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汉末文风,对后代的恋情文学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对《橘颂》的再解读

<橘颂>是屈原早期作品.在诗中,屈原借对橘树的赞美,清醒地勾勒出自己叛逆性格三个方面的基因楚民族长期与中原民族抗衡而形成的叛逆性格;屈氏家族在楚王室中因宗支疏远而备受排挤的抗争精神;追求内在品德的完美,不愿融众从俗的诗人气质.     

新批评视野中的《秋日咏》

文章试图以“新批评”所倡导的“细读法”对济慈的《秋日咏》进行解读,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张力、悖论、反讽等诗歌质素,揭示作品内在的有机结构和意蕴。     

由辞赋异途看扬雄赋论

扬雄赋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扬雄的理论著作可以归纳其赋论的主要内容为尚丽、尚则、尚用,重视诗人之赋而贬抑辞人之赋。其立论的背景在于当时辞赋异途的现实。而辞赋异途的实质在于辞赋异源,辞起源于楚文化,赋肇始于齐文化。辞、赋二体在形式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浅析《玉台新咏》中的典故及其运用

《玉台新咏》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本典故密集的诗歌总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玉台新咏》用典的密度之高、数量之多以及某些典故使用频率之高,而我们可以从典故的形式、发展历程和语境三方面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