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中的民族情结

曹禺倾心于欧美现代派戏剧 ,但他的戏剧无论在人物形象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融入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及民族审美意识。这是对中外戏剧艺术的一种融汇 ,更是一种超越。     

诗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八十年代新诗发展的一个侧面

重新认识和调整诗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使诗回到自身的审美属性上来,是八十年代诗歌观念变革的重要标志。诗与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与现实的政治事件、政治运动的密切关系,是我国当代诗的最重要特征。当代诗在评价诗人、作品和一个时期的创作倾向上,首先依据的衡量尺度,就是诗与现实生活、与现实政治关系的广泛与密切的程度。这种关系,被理解为两个方面:第一,要求现实生活的主要方面,尤其是重大的生活矛盾和政治事件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第二,通过这种“反映”,使诗在现实生活进程中发挥宣传、鼓     

论李贺诗歌悖理的审美效应

针对杜牧等人对李贺诗歌“少理”的批评 ,指出李贺诗歌自有其独特的“事理”、“诗理”在 ,即有着表面上“欠理”、“反常”而实际上“合道”的所谓“悖理”现象 ,这是诗人创作上求新求变、求奇求险的反映与体现 ,是诗人审美感知时的知觉变异 ,是对艺术构思、表现的艺术变形 ,是形成其诗歌奇诡诞幻独特诗风的重要原因 ,具有一种“离形得似”、“无理而妙”的特殊而神奇的艺术审美效应。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诗人的艺术姿态及其艺术效应

诗歌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是评价诗歌的重要角度,也是确定诗歌格调高低的主要尺度。把握这种关系的是诗人,对这种关系的不同处理体现出诗人不同的艺术姿态,而这种姿态对于诗歌的艺术效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诗歌的精神向度主要取决于诗人对诗歌与世界的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获得不同的艺术效果。从诗歌历史考察,诗人在处理诗歌与世界的关系时,一般主要有四种姿态:对话、介入、逃避、消解,对这些姿态的基本内涵和艺术效用进行比较细致的探讨,对于我们了解当下诗歌的现状和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30年代诗人的读者意识与诗歌的交流危机

与20世纪20年代相比,30年代诗人有着更为自觉的读者意识。但诗人与不同读者群体之间的隔膜,又使得整个30年代诗歌面临着交流的危机。左翼诗人重视诗歌的交流功能,但夸大诗歌的社会作用、忽略诗歌本身的存在方式,又妨碍了这种交流功能的实现;现代派诗人力图通过潜心于艺术的探索并忠实地表达一己的体验来赢得读者。但对读者和作者个体心智活动的过分依赖,导致了传达的晦涩,也使他们的作品往往因为难于理解而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中。     

李商隐诗歌的心灵性结构

李商隐诗歌的心灵性结构不同于以前的叙事性结构、描绘性结构、抒情性结构、涵括性结构和梦幻性结构,标志着诗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构思能力的重大突破,完成了唐诗由主要对外部世界的描写进而向心灵世界拓展的艺术转型。其诗歌的心灵性结构打通了人与世界的阻隔,建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审美关系,超越时空限制,重整现实秩序,展示了人对自由与无限的追求,为中国诗歌史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     

论元和诗歌变态美特征的形成与走向

论元和诗歌变态美特征的形成与走向许总一就诗歌审美建构而言，至开天时代，以声律风骨兼备、情景交融、清新自然为主要标志的理想美已臻极致，表现为古典诗歌艺术进程顺向发展与诗人审美心理常态体验的高峰状态，文学史上所谓的“盛唐之盛”（《唐诗品汇》）的表述以及“...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殉道”精神及审美特征

处于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当时绝大多数诗人的群体性心态一样，对现实抱有狂澜难挽、事不可为的绝望心态；但与众多晚唐诗人迥异的是，李商隐并没有避开灾难重重的末代社会，并没有放弃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他的作品中始终贯彻着一种“殉道”精神。李商隐的“殉道者”心态，使他的诗歌带有一种迥异于众的审美特征，即所谓感伤美、残缺美、朦胧美等     

简论“九叶”诗派

“九叶”诗派是四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诗艺比较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用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西方现代派诗人的思维方式观察现实,思索人生,探究宇宙哲理,自成一种含蓄、冷峻、深沉的诗风”。尽管它具有明显的“现代诗风”,但由于这个流派的大多数诗人没有经历过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一开始从事新诗创作“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学术观点述要

四川省杜甫研究会于9月18日至21日在成都杜甫草堂举行了第六届年会。会议从杜甫生平、游踪、政治态度、哲学思想、精神人格、杜甫诗歌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追求以及关于杜甫集子的整理、版本考辨、诗歌系年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对杜甫作品的审美特征与艺术造诣的研究 有0的学者认为,杜甫诗的意象涵盖极有特色,宏大绝丽,概括性意象使用得很成功,其表现是多采用“天地”“江汉”“百年”“江湖”“乾坤”之类“大”的意象,形成一种特殊的意境;即使常见的情景,诗人也善于赋与其“壮阔之象”与“宏大之情”,如《倦夜》     

对京派批评的超越与继承--论李广田20世纪40年代的新诗批评

李广田是20世纪40年代一位重要的诗歌批评家。他的诗评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审美批评既有超越又有继承:在批评标准上,既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利性,又对诗歌的形式和诗性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批评的风格上,既以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见长,又包容了许多直观感悟和印象批评。李广田的新诗批评对京派批评的超越与继承造就了其独特性,并使之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与典型的京派批评相比,它在理论上多了些明晰和深刻;与当时单纯的社会历史批评相比,它又多了些灵性和美感。     

诗歌审美判断的探索

关于对诗歌审美的判断,是比较复杂而又有必要进行认真探索的问题。从中外诗歌发展史来看,诗歌形式的变化,尽管千差万别,但社会现实或特定的时代与生活环境,是诗人感觉经验的来源,因各自对事物的不同感受,通过思维蒸溜出来的艺术形象,就化合着诗人各自的素质、个性和风格的特征。所以对某一流派的个别诗人作品的审美判断,是比较复杂的,需要联系彼时彼地渗透着社会思潮的背景及其本人的遭际去探索。 这里,就诗歌的审美判断问题,分别提出一些审美的基本依据和有所同异的判断原则,结合一些美学家的有关论点,略作引伸,进行粗浅的探索。     

陶渊明诗“忧愤”说辨析

关于陶诗的风格,历代皆相推许“平淡”与“豪放”.但除此之外,“忧愤”亦是陶诗中的重要内容,它缘于诗人的“忧生之嗟”和“于世未忘情”,而陶渊明常以议论的手法来表达其“忧愤”之情.而在这三种诗风之间,“忧愤”是现实苦难带给诗人的感受,“豪放”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平淡”则是诗人以审美的眼光品味苦难中的甘甜.它们相互渗透与交织,显示出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陶渊明凭借着自由的意志,占据着精神的高度,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这也正是陶诗美学价值之所在.     

诗歌政治写作的合理路向

政治诗歌指的是以政治生活为题材对象,或者指向政治、源于政治激发的诗歌类型。其合理路向体现在三个方面：面向时代现实、立足诗歌本身、以审美力量影响政治的立场动机;在对象视阈方面书写诗人对政治生活的情思、体验而非政治生活本身,而这政治生活指的是时代、社会、现实生活而非政治事件、政治路线;“诗人”而非代言人、受难者和启蒙者的主体身份姿态。     

从文学的本质看改革文学

<正> 纵观目前对改革与文学的讨论,我认为有相当多批评家对于文学与改革的关系作了狭隘而片面的理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于“改革文学”的规定上。以为只有描写改革题材的文学才是改革文学,这仍然带有以往把文学当成运动工具的痕迹。文学不是生活的镜子式的简单映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和作用于现实的特殊方式。文学创作是一种富于想象的创造性活动,文学作品是一种具有审美目的的审美结构。从与生活的关系上看,真正的文学从来都不是建立在与现实认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离异或超越基础上。在艺术的审美结构中,蕴含着作家对已经发生的现实生活的认识与评价,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赞美。但是,以题材来规定“改革文学”的性质。就容易导致艺术创作与现实认同,这就不     

审美超越:艺术的旨归

艺术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审美超越 ,它带给人的既是现象和现实 ,更是本质和理想 ,人类艺术实践和理论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艺术审美超越性的实现依靠审美变形 ,依靠艺术家与现实生活的双向建构。当自然外物成为融合了艺术主体意识的“第二自然” ,艺术便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     

审美与政治

从人类的审美意识诞生的那一刻起，审美就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产生了无法割断的联系。伴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美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渐渐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分离，艺术否定性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真正获得了自身的审美主体。艺术、审美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肯定、否定和超越使它们相互之间呈现出特别紧密与复杂的关联。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艺术并不逃避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是艺术超越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     

艺术美的构成分析--兼论艺术与现实的双重审美关系及艺术中的化丑为美问题

艺术的根本特征是“美”。以“丑”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实际上是“艺术”的异化,不足以撼动艺术的审美特征。艺术美依据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呈现为“艺术题材的美”与“艺术创造的美”。“艺术题材的美”参与了艺术作品美的构成,但由于艺术媒介不同,产生的审美效果不同,故造型艺术反映丑的题材受到更多的限制,作为观念艺术的文学在反映丑的题材时可以有更大的范围。真正体现艺术的审美价值、决定艺术作品所以美的关键是“艺术创造的美”。这种美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艺术形象的逼真美,二是艺术形象的主观美,三是艺术媒介的形式美。艺术创造的美使美的艺术在反映现实题材时获得了不受美丑严格束缚的广阔空间,艺术作品既可以因美丽地描写了美的现实题材而美上加美,也可以因美丽地描绘了丑陋的题材而化丑为美、丑中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