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并不存在"英雄时代"

针对史学界认为中国史前有个"英雄时代"的说法,本文考察了英雄、英雄史观的产生过程,认为殷商时期不存在滋生英雄、英雄史观的条件;西周时虽已开始对人间英雄的歌颂,但和英雄史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英雄史观实际形成于战国时,完备于秦汉时,它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伴生物.并认为,理性地观察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史、文化史的研究应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范式

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范式"概念的运用比较混乱,在对"范式"概念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明确提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范式,这两大理论范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与取代关系.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同范式的竞争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解和认识.     

关于后现代历史哲学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很快对史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90年代后期,后现代历史哲学开始传入中国,受到了我国史学界、哲学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共同关注。最近几年,学者们针对后现代历史哲学中有关“语言学转向”、历史叙述、历史客观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该文是国内有关这几个问题的研究综述。     

试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缘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危机.国民党内部、国共之间矛盾重重,战争不断,中日之战亦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抛出并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政外交政策.对此政策,史学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然而对政策提出的缘由,却鲜有论述.笔者对此试做探讨,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转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后现代思潮开始影响西方史学研究,并在同一时期传入中国,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沉寂后,至90年代逐渐为学界所瞩目。中国社会史学界在自己的学术演进脉络中,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转向与"新社会史"的出现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各自取得了重要成就,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史研究正处在分化与整合之际,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使中国社会史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契机。     

新中国60年来的“苏报案”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苏报案"研究历经起步、百花齐放和繁荣3个阶段,其讨论热点主要集中在"苏报案"的基本史实和相关人物,"苏报案"与近代中国思潮、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主权和法制等方面。学界研究日益脱离单一的革命史观叙事方式,回归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路径;越来越变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其应加强之点或不足之处主要有:学术研究有待进一步规范、研究应力求客观公允、"炒现饭"现象普遍。从学术史的角度看,60年来的"苏报案"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缩影。苏报案研究中的问题,是史学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苏报案研究中的不足,正是研究者应补拙之处。     

21世纪中国史学新思维略论--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新"史学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变化日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愈来愈趋向多元化.其中,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史学界的冲击与渗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后现代思潮皴染下的当下中国史学研究特点主要在三个方面即本体论、认知框架与研究对象与重点上,表征出了与前迥异的面相.     

宋代区域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

在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的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中国宋史学界试图摆脱传统地方史研究的固有框架,强调按照问题本身的区域性特征来选择并划定不同的研究范围.在推进宋代区域史研究的发展方面,尽快完成宋代区域史的"自我定位",进一步拓展史料运用,都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的转变与抗战史学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史学界的风气开始转变。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实证派史家在爱国心的驱使下,逐渐改变治史旨趣和研究方向,提倡起经世史学来。伴随着学术界主流学派学风的转变,中国史学再次奏响了高亢的经世之音,抗战史学由此而兴起。“七七”事变后,中国史学家与全国各界一道,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以身树史,以史抗战,肩负起了中国史家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史学界的风气进一步转变,经世致用之潮取代了“纯学术”研究之风,以史学抗战,为抗战服务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

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的注意和重视,有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两个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及"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来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轻拂那新理性的风——许明学术印象

作为一个兼具多种身份的学者,许明的学术经历经历了从北京到上海两个重要阶段,他的学术起步是从美学研究开始的,<美的认知结构>是从理论思辨角度展开美学研究的反思,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强化了许明美学研究兴趣的转向:从抽象的美学思辨转向实证的审美考古.在美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构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正是延续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问题的密切关注,使得许明从90年代开始在文艺批评领域提出建设新意识形态批评.进入新世纪以来,许明的学术研究逐渐凝聚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问题,并形成"大文化史观".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四十年

中国近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是五十年代的事.但对这段文学史的研究,则早在建国前就开始了.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周扬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更明确地说:"中国文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是最艰巨的,首先需要做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①但,认真地系统地研究近代文学则是建国之后的事.从建国开始到1966年"文革"前,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这时期突出的成就是开始把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的一段来研究,并有了"近代文学"这一明确的概念.     

抗日战争应为五个阶段

我国史学界历来把抗日战争划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本文认为这种划分有失偏颇,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五个阶段.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过两次战略大撤退,造成了抗日战争两个防御阶段的事实,随着两个防御阶段的结束,抗日战争很自然地出现了两个相持阶段.不同的是,第一个相持阶段因日军的进攻而再次转入防御,第二个相持阶段则迎来了对日大反攻.抗日战争五个阶段是抗日战争的客观进程决定的,不是人为划分的.它真实反映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艰苦性和曲折性.     

精雕细刻大气磅礴——《唐律疏义新注》序

9月初,重庆还困在百年不遇的高温大旱之中,顷接钱兄大群先生电话,得悉其力作<唐律疏义新注>(以下简称<新注>)杀青付梓,将作为"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心身为之一爽,当即就情不自禁地对着话筒高声祝贺起来.不寻常的声气惊动了还在厨房操劳的老伴,跑出来问我高兴什么.我确实高兴,为年届七旬而学术青春不衰的老朋友又取得唐律研究新进展!为中国法律史学界和唐史学界添了新成果!     

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

中国史学语言已经非常西方化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其实有复杂的西方学术背景,并不是中国学术固有的术语.将这些概念还原到其西方学术脉络中,还原到其传入中国学术的历史背景中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的真实涵义,对于历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medieval"或者"middle ages"是欧洲史学家在17世纪开始构建出来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此之前,欧洲主流的历史观是antiqui-moderni(古-今)模式.欧洲史学家之所以在"古"和"今"之间构建出一个"中世纪"阶段,有其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历史背景.从17世纪末开始,ancient-medieval-modern这种三段式的历史观成为主流.而后,随着西方文化霸权在全球的扩张,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一历史架构逐渐被欧洲文明之外的文化体,主动或者被动的接受为描述本国历史的主流模式.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其西方学术背景及其融入东方学术脉络的历史.     

"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成果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播热潮的时代特点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一点浅见

目前我国史学界几乎完全一致地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笔者浅见,这一传统提法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的。     

中国历史学如何回应时代思潮(1978～2008)

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比较强调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配合关系,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学成为政治意图的表达工具.第二个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成为主导思想,对中国历史中现代化因素及其作用的探寻成为历史学的又一个重要主题;但经济发展决定社会文化趋势的模式源自西方经验,道到了基层社会发展经验的挑战,导致了"逆现代化行为"的频繁发生,也影响到了历史学开始调整对基层社会的解释框架;"国学"与"地方史"研究兴起.第三阶段,强调在吸收基层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对大叙事进行重新检讨和回归的意义.     

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毛泽东的许多理论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作了完整的回顾和总结,并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和建国后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理论依据,使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学研究。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理论方法和思想认识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某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不尽科学,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顾和总结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化和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无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论概述与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发展线索及分期问题的讨论 旧史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或沿用传统的治史方法,或袭用西方的一些治史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展有关史料收集、考订或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工作,并从3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蒋廷(?)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