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英雄"经典形象与现实社会的碰撞——《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的反叛方式及缘由

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英雄"式代表.他厌倦、痛恨成人世界的假恶丑,却无力改变这种现状,于是,他只得选择放纵、堕落、自暴自弃,以"虚伪"和"撒谎"的方式去反抗现实社会的虚伪和"假模假式",在绝望之余,他选择了逃避现实,皈依自然.霍尔顿"反英雄"式反叛方式所蕴含的内涵对于当今社会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麦田和红色的背后——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象征艺术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公认的美国文学"现代经典"之一,小说的主人公霍尔顿也是一个倍受评论家关注的形象.他厌恶现实社会的"假模假式",希望能返回理想世界寻求庇护.文章通过考察麦田和红色鸭舌帽的象征意义来揭示霍尔顿精神世界的转变.     

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起源

"英雄"概念中西不同、古今有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两大核心概念,"英雄"与"圣贤"概念也有质的不同。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实际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先秦时期"英"、"雄"虽被作为两个单音节词分别使用,但在时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以"圣贤"为核心概念的人物品格褒词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蕴含了"英雄"概念生成的历史必然性。经历两汉"英雄"新词的出现及初始使用,汉末三国时代"英雄"一词被广泛使用。以关注拨乱反正"英雄"和创业君臣"英雄"为两大焦点,"英雄"被用来代表一种时代理想人格形象,是整个社会层面普遍持续关注、反思的热点话题,刘邵也对"英雄"概念予以明确界定,中国古典"英雄"概念遂告生成。     

论新时期军旅小说对英雄性的开掘与表现

新时期的军旅小说主要通过军人与自然的冲突、军人自身多重角色的冲突以及商品化浪潮对军人精神世界的冲击来完成对和平时期军人英雄性的开掘与表现.在这些多样的冲突中,审美的最终旨归都指向军人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奉献精神.军旅作家们也正是在军人乐于奉献和勇于牺牲的叙事中,凸现了军人人格的崇高、伟大等英雄性品格.因此,这种英雄性的表现体现出鲜明的道德审美价值判断特质.而这种英雄性审美的道德表现,正是传统英雄话语和革命英雄话语英雄性审美表现的主导审美追求.就此意义而论,上述英雄性的审美表现,充分说明了当代军旅作家对传统英雄话语和革命英雄话语英雄性的继承.     

"英雄不再"的社会学意义

历史上的英雄,是指那种"聪能谋始,明能见机,力能服众,勇能排难"者.现代信息社会,已经失去了这种英雄产生的土壤."英雄不再"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事情,这已获得高度共识.全球信息社会中再提"英雄"可以是个人主义式的美学生活,对于有勇气的个人来说,可以与系统化的网络关系保持张力,或若即若离的关系.过去历史英雄的苦难以及无畏死亡,与这个美学与存在的张力有着相通之处."英雄不再"是一种社会学式的描述,但这并不是说过去历史英雄的种种已在宇宙中消失.再提"英雄"的社会学意义,乃是希望它立足生活世界,在和体制系统的周旋中保持可能的张力与勇气,并且有能力与魄力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将过去与未来拉近于现实.     

论世界文学经典的英雄崇拜与理想品格

英雄是高度体现民族历史内生力量的精神图标和文化符码,他们不但能引领世界某方面的超常发展,而且能够改善人类的生命质量与精神品质。世界各国的"英雄史诗"忠实地留存了各民族的创世传说,艺术地呈现了人们的英雄崇拜;同时,不少传世诗人以"英雄知音"的高度一并名垂青史,跃升为精神世界的英雄或导师,开创了事功型英雄与通灵型英雄并立、行动者与记录者"同品"的先河,大幅度提高了文学经典的思想境界和人性情趣。这些诗文英雄不但能够超越时代,而且成为守护信仰、留存希望的精神英雄。将"英雄崇拜"和"理性品格"内化为一种"责任"和"荣耀",是20世纪世界文学在经历了两次人类大屠杀、多元化思潮的撕裂、市场化与高科技冲击等社会大转型后依旧经典迭出的内在性因素和主体性因素。作为当代一种难得的共识,文学要能给人希望、要有理想品格,深刻影响着世界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     

疏离及其抗议——《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解读

疏离是一种生活态度.霍尔顿的被疏离一方面是社会对人进行群体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对社会和现实的理解从而主动离弃的必然.他对疏离的抗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金钱及物质并没有使他从疏离的感受中走出,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则让他与社会更加的疏离.霍尔顿的抗争充满了悲剧的色彩,他的命运与作者塞林格如出一辙.     

明清长篇小说英雄形象的语义分析

明清长篇小说的英雄形象塑造,借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来分析,大致可看作是从英雄向反英雄或者非英雄、非反英雄的演变。它们在英雄形象塑造上不断"翻转",各自占据了"英雄"语义的某一或某些要素,并对这些语义项给予解释性的叙述和阐发,形成异彩纷呈的英雄人物画廊,深化着对英雄观念的理解、对英雄形象的塑造。     

试论当代英雄叙事小说中的英雄配置模式

当代英雄叙事小说中对于英雄与周围人关系的处理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这种模式笔者把它概括为:英雄结义——五虎将——寻找与救世.从英雄结义到"五虎将"的英雄群体再到"寻找与救世"的模式出现,我们可以看到,英雄配置模式越来越摆脱传统民间英雄叙事的草莽习气,而一步步地接近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原则.     

英雄史诗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学术贡献——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解读

俄罗斯著名理论家梅列金斯基在他的<英雄史诗的起源>一书中,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综合考察世界英雄史诗现象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认为"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主张从源头分析史诗的成因,提出神话概念共同存在于古代神话和童话中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国的相关研究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与善的绝望诉求——“守望者”霍尔顿的心理分析

在对《麦田里的守望者》文本细读中，可以见出霍尔顿乖张情绪和迷惑行为背后隐藏着的心理矛盾其实是善与关的斗争；它来自于主人公的父性原则（崇善）与母性人格（恋关）的双重强大，他的遁世愿望和童心祈求与欲望的强烈构成了性格的既冲突又相互依存的两面。     

从霍尔顿的成长经历中还可以读出什么——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心理评析

霍尔顿是60年前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在历史潮水的冲刷之下,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形象,历久弥新,并无褪色,以心理学的视角重新分析这个人物的成长经历,会使我们对小说的精神内涵有许多新的发现。     

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

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早期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民国初年,马叙伦不仅在治学的领域和方法属于旧学一路,而且学术思想上仍带有明显的国粹主义取向。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中,马叙伦以"旧派"学者的形象出现。他的这一倾向不仅受到支持新派的学生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新派同事的压力。不过,马叙伦的"旧派"形象主要是就其治学情况而言,在政治思想及人际交往方面他则偏于趋新势力。正因为如此,马叙伦在五四运动后不仅没有消极避世,反而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均占据教育界要津。     

采访艺术的“三个勿忘”

新闻采访要求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采访"技巧".注意灵活机动,勿忘新闻敏感对采访的支配作用;勿忘选择最佳报道角度;勿忘观察判断,从寻常事物中"找"新闻.     

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的策略研究

传媒业作为迄今为止极少数几个尚未完全开放的领域之一,由于其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因而成为近两年的投资热点。本文从产业角度透视了传媒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了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传媒产业的投资机会,提出了传媒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点,探讨了通过资本运营实现产业扩张的途径。     

出入象牙塔：鲁迅先生与高校的数度因缘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先后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的高校任教。在京期间,鲁迅先生对教学尽职尽责,为学生仗义执言而险遭缧绁之灾。迫于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的恶化,鲁迅先生离京南下。在厦门大学,鲁迅先生因与顾颉刚、林文庆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再次选择出走,另谋它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与新一轮的人事冲突。最终,鲁迅先生放弃高校教师职业,辗转沪上,成为专职作家,完成了自我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     

《二月》症候的原型阐释

萧涧秋觉得陶岚是可爱的,但他对陶岚就是爱不起来;萧涧秋觉得他不该爱嫂,但他确实强烈地爱上了嫂。萧涧秋患了一种“强迫症”：他内心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迫使他不爱陶岚而非爱嫂不可。这种强大的力量来源于他的潜意识情结——他童年时期的阿尼玛原型——堂姊。     

陈天华蹈海原因新析

陈天华之所以走上蹈海自尽之路 ,主要是因为他在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之间举棋不定 ,无所适从以至长期处于焦虑、压抑、苦闷之心理状态的结果 ,具体而言是由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三对两难矛盾所决定的 ,即感情上倾向革命与理智上倾向改良的矛盾 ;革命派身份与改良派思想倾向的矛盾以及寄望于留日学界与失望于留日学界的矛盾等。正是这三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难矛盾 ,使陈天华这真诚的爱国者在对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的取舍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信仰绝境 ,最终不得不选择蹈海自尽之路以求解脱。     

现代化视野下胡适体育思想探析

胡适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回国后大力宣传实用主义思想,其中实用主义体育思想,更是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办学与教育过程中,对体育事业表示高度的关注;他对体育的论述,体现出了他对体育的认识与看法,反应出了他的实用主义体育思想与观念。     

康德视野中对人权与对物权的区分

康德在其名著《法的形而上学导论》中,以其意志哲学为出发点,对“对人权”与“对物权”的区分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区分了物权的形式定义与真正定义,指出了物权的绝对性;他将对人权还原为一种意志关系,将对人权的客体理解为人的行为,还将交付理解为一种合同;他提出了特有的“物权性的对人权”这一概念,并分析、论证了“买卖破租赁”的命题,从而指出了物权的优先性。康德的这些观点对于后世民法教义学与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