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史记》《春秋》撰作异同论

司马迁曾多次说,《史记》是效孔子《春秋》而作,当壶遂把《史记》和《春秋》比论时,他却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那么,《史记》和《春秋》的关系如何?二者有何异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史学的演变,不会是毫无意义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史记》、《春秋》撰作的目的和方法略加比较。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司马迁评历史人物

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不仅写得栩栩如生,而且评得实事求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拙文就司马迁评历史人物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司马迁评历史人物,主要是在写生的前提下,以“太史公曰”或“寓论断于序事”的形式,着力于“亮相”,把历史人物的面目凸现出来,使人们知道这个历史人物在历史舞     

论《史记》的喜剧美

《史记》是一部融悲剧与喜剧艺术于一炉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蕴含丰富的喜剧美 ,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喜剧色彩有关 ,也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还与司马迁本人的哲人气质和他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有关。司马迁以幽默笔法塑造肯定性喜剧人物 ,记述了他们的风趣谈吐和诙谐故事 ,对“滑稽俳优”人物的描绘尤其精彩 ;他还用讽刺笔法塑造否定性喜剧人物 ,展示了一些贵族的丑恶面目。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情感力量

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它具有巨大的情感力量。司马迁写《史记》人物传记不只是纯客观地叙述传主的生平完事,而是让自己也进入角色,把自己对历史考察的认识,对历史人物的爱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真挚情感凝注在作品中。读《史记》的人物传记,处处都可感到有司马迁这位抒情主人翁的存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深厚的感情。法国现代传记文学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言》中说:“《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     

《史记》书法六题

《史记》书法六题阎晓丽《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文学著作。司马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历史观和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方法。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历史观。这种观点...     

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通史巨著。宏篇巨制，博大精深。其中人物众多，传记故事一波三折，生动感人，对后世影响极深。那么作者是怎样评价、描写这些历史人物的呢？这就是贯穿于《史记》始终的思想道德观念。正如司马迁本人所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有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但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思想来丰富、补充和发展了儒学道…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司马迁采用人物统领事件的纪传体形式来叙述历史 ,将人物置于异常显著的位置。他不仅从历史的角度传叙历史人物 ,而且以思想家的睿智思考着历史人物之所以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原因。他的人才思想总体上具有开放性与进步性的特征 ,他考察历史人物注意到“势”的影响作用 ,他强调以“隐忍”和“发愤”应对人生苦难屈辱。他有关成材的真知灼见如吉光片羽般散见于《史记》 ,迄今仍有认识借鉴价值     

论《史记》的舆论意识及书写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叙述中突出民间舆论话语和人物制造、引导舆论的情节。民间舆论话语表现为各种风谣传说和民间领袖的舆论影响；人为舆论制造包括历史人物对自己的舆论包装及其通过舆论引导充当政治领袖，影响历史进程等情节。蕴含其中的舆论意识及其书写不仅在表现社会风貌、饱满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完整着历史叙事，还凸显着广阔历史进程中的人民力量，是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具体表现，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求索。以社会舆论视角观照《史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监督问题，可充分体认史迁的“良史”精神。     

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司马迁十分景仰游侠的情怀,并以此作为自己道德的准则。在著述《史记》时,他打破了历代史家着笔于“帝王将相兴亡盛衰”之事的先例,在“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历代关节中倏忽一现却光芒四射的游侠身上。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谈及自己为游侠树碑立传,书写春秋的初衷时,抑止不住对游侠的钦佩之情,认为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要求,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说:“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讽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大汉家之“明圣盛德”。关于刺讽的一面,他没有直接谈,但是实际上正由于他在《史记》中对汉天子多有刺讽,才这样辩说的。他又在《匈奴列传》评语中说:“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     

孔子的史学思想——兼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观点

古代,“学在官府”,史书都由史官写成。相传孔子根据鲁史记《春秋》修成我国第一部历史著作《春秋》,实开私家撰修史书的先河。对我国后来史书分官修和私撰两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通过对春秋历史事件的评判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司马迁曾指出:“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     

试论司马迁《史记》对女性人物的记载

《史记》有不少地方描述、评写了历史上的女性人物。笔者认为 ,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全面了解 ,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和历史或全面认识、评价司马迁和《史记》,均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内容。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