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村社会转型中的沉重脚镣——1927—1937湖北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考察

文章首先从田赋附加税与正税、田赋与地价之间的比率即从法定田赋负担角度,考察出1927-1937年湖北农民实际田赋负担是沉重的;然后从实际负担率的角度综合计算出农民实际田赋负担是法定田赋负担的7倍左右;最后指出,造成农民田赋负担沉重的主要根源在于"新政"太多、养兵太多和征收中的蛀虫太多.农民实际田赋负担沉重的直接后果,是农民不能维持对农业生产的简单再投入,从而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进而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社会的进步.     

四川军阀统治下的田赋附加和预征

旧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田赋。在封建社会里,田赋征收多有定额,且每年征收一次。可是在旧军阀统治下,四川却出现了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田赋附加是在征收田赋时,附加上各种杂税;田赋预征是不仅征收当年的田赋,而且预先征收往后若干年的田赋。通过田赋附加和预征,军阀们榨取了大量的财富,而人民的负担却增加了数倍至数十倍。     

略论晚清田赋改革思想

鉴于田赋在清朝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及田赋征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 ,晚清朝野人士有关田赋改革的议论甚嚣尘上。清末主流思想界处理田赋积弊的思路 ,还是沿袭两宋以来的传统 ;也有极少数先进人士以西方近代财税理论和制度为依据 ,对田赋制度提出了全新的改革方案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农民田赋负担透视

以农为生的广大中国农民,其生活状况与田赋息息相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农民的田赋负担苛重：＂法定＂的田赋负担超出农民可承受的限度;田赋征收过程中的诸多弊端造成农民法外负担沉重;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等价。这一切都造成农民经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日益衰败,农家生活日趋贫困。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与田赋征收

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数次变化,其中一个总的趋势是从国有到私有。土地的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不同的方式存在。秦汉以至明清,国有土地大致有公田、屯田、学田、皇庄、官庄等名目。土地的私有化只是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的出现。秦汉以后的土地制度,大致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不同的土地制度,“田赋”征收亦不相同,“田赋”征收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在田赋征收的过程中,涉及诸如田赋的征纳物品、田赋征收中的考成、田赋征收中的私饱以及田赋的预征和蠲免等问题。     

一个区域社会的田赋负担问题成因分析——以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为中心考察

近代后期,中国乡村普遍存在极高的赋税,山西的情况尤其如此。1927-1937年期间,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重要时期。此间,山西农村社会一方面承受着阎锡山"村制"改革之重,一方面又遭受着军阀战争的骚扰,田赋负担十分沉重。同时,山西乡村也面临着同全国其它大多数乡村同样的情况,如赋税在行业和城乡间征收的极端不平等,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对农村赋税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自治运动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田赋征收人员的舞弊及地方公务人员的贪腐等,造成这一时期山西农村社会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作为了解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特别关注中低收入农户农民负担问题

从总体上看,近三年来农村居民 平均税费负担确有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１９９７年农村居民人均税费负担额为１０９元,占纯收入的５．１２％,１９９９年两项指标分别为１００元和４．４３％,下降了 ８．３％和０．７个百分点; ２０００年前３季度负担水平也没有超过去年同期水平。但是由于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税费负担不平衡性加剧,突出的表现在中低收入农户、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负担较重。 一、６０％的中低收入农户负担比重超过５％。 对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三年的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按农村…     

地方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经费的分析

普通高等学校的生均经费是衡量各地区教育设施水平较理想的指标。影响该指标的主要因素有人均国民产值和高等学校毛入学率。当人均国民产值增加时，高等学校生均经费也随之增加；当高等学校毛入学率增长时，高等学校生均经费随之下降。各地区应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经济状况来确定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使教育经费能够满足学校的正常运行。     

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

田赋制度是清代新疆赋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考察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 ,力图清晰勾勒此间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 ,以便进一步研究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土地陈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等各项商业税收锐减，田赋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中尤显重要。1941年4月初，国民政府接管各省田赋及土地陈报，并推行田赋征收实物，以解决战时财政问题和粮食问题。土地陈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清代山东耕地地亩种类辨析

清代耕地地亩分类较为繁杂，也一直是学界涉及较少的领域。在清代，南方和北方土地种类的划分方式有所差异，地亩类型的分类也有所不同。清代山东是北方比较有代表性的直省，地亩种类较多，各种名目的地亩达二十余种。基于对清代山东各州县志的系统性查阅、梳理与归类，根据成因、用途与税赋等因素的不同，文章将清代山东各类地亩区分为大粮、荒田、更名、学卫、其他共五大类属，通过对山东地区地亩种类的辨析，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清代山东乃至北方地区的耕地地亩分类，辨析不同地亩名目的起源与实质，以便于更为准确地区分不同地亩的性质，更为清晰地辨识耕地地亩的类属，乃至更为有效地统计清代山东地区的耕地面积。     

晚清铁路公司运营阶段的税费负担考察

晚清时期税收制度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安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铁路公司需要根据规定数目进行报效、部分线路“代商纳税”进而被迫转嫁税负、尝试开办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从实践层面而言，报效和税负转嫁构成了铁路公司的实在负担，但清政府曾经尝试的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却不了了之，只是停留在规划阶段。就报效和税负转嫁而言，报效从清朝前期作为清政府临时性的筹款方式到晚清时期对以铁路公司为代表的新式企业以营业税的形式被常态征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朝税收制度的变化趋向；税负转嫁则意味着不良税制对于铁路运营事业的一种制约性影响。总体而言，对于晚晴铁路事业而言，在不完善的税收制度安排下，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造成了铁路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     

明代至清中叶戏价问题初探

明清戏价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明初至明中叶的戏价多保持在每出一二两银子的水平,其中若有赏银也一般是在雇价外再额外赏予一二两银。但从明代后期开始,戏价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上班”动辄十几两银的雇价和丰厚的赏银,一方面是普通戏班二三两银的戏价。而在清代,这种巨大的差距就不再明显,戏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几两向十几两银慢慢提高。戏价的变化实际上影响着戏曲的发展,厘清这一问题无疑将对明清时期戏曲的发展状况有更清晰和深入的认识。     

略论清朝对客民的法律调控措施

“客民”就是战争与人口消长的必然结果。与“客民”伴生的,是一系列对清朝社会发展影响甚巨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问题。清朝调处客民问题的法律措施主要有：准予客民异地入藉,给予垦荒客民以农资借贷支持,给予垦荒客民税收优待,将所垦土地授予客民“永为已业”。它们主要以皇帝谕令、地方章程等法律形式出现,明显呈现出阶段性,对客民流向性进行了有效的引导,但对客民流量的后期失控缺乏预见与应对,未能有效协调土客关系。     

论明末清初民间户粮推收之虚实--以休宁程氏《置产簿》为中心的分析

明清时期,政府田地户籍赋税统计的失实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收录的安徽休宁程氏《置产簿》,对该家族在明末清初时期土地买卖过程中涉及的户粮推收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明了政府册籍登记与民间实际情形之间存在的严重差异。由于国家制度缺乏有效的掌控能力,致使民间的隐瞒田地赋役及其私相授受,成为一种较为通行的社会行为,户粮的隐瞒和责任的规避,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试论清代婺源土地的税租化——兼谈清代卖田契中的土地表述问题

通过对明末至有清一代婺源县坑头胡家79份卖田契中的土地表述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末起至有清一代,婺源县土地买卖契约关于土地表述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格式,而土地也已经高度"租税化"了。土地的大小、肥瘠、收益、负担,是通过"字号"、"坐落"、"税额"和"租额"等四个主要指标来表达的,而土地的亩数、性质、四至、形状等物理属性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这应该是自明末一条鞭法改革以来,赋税和土地紧密结合的结果。     

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

清末民初,伴随着清朝封禁东北政策的破产,关内流民大批涌向东北。流民的到来,传播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带来了优良的农作物品种,加速了东北的土地开发与农业发展,耕地面积剧增,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东北商品粮基地初步形成。这一切,与广大流民含辛茹苦、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是不可分的,流民堪称发展东北农业经济的主力军。     

皇权政治与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

蠲免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农业政策,在皇权政治空前强化的康雍乾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蠲免发展的鼎盛阶段。清代皇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是蠲免政策实行的首要条件,蠲免政策是当时皇权政治深刻而真实的反映,也是维护皇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有力地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途径与机制设计

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出发,可以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从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机制。(1)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因而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意愿;(2)通过GDP增长提成、机会成本税及市场调节的途径,可以实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有效补偿;(3)在补偿机制运作上,要合理界定税费收交主体与额度,制定可行的征收办法。要强化基于市场途径的产销区补偿中政府的调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