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奥尔森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构建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后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奥尔森观点的批评、拥护或者延伸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等人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对于奥尔森理论修正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分析融入到集体行动研究中.首先,它更新了奥尔森的产品分类标准,更加全面地探究了产品属性与集体行动间的关联;其次,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改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改善人类理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奥尔森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办法寄托于精英式的“选择性激励”上,学派的研究则表明,自主治理有望成为另一种可能选择.然而,两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呼应与互补.     

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社会学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和难题.诸如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理性计算与感性冲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然而理论普遍主义与情境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却为相关研究所忽视.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理性选择置于宏观与微观情境交织互构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提出理性的嵌入性与选择的文化性这两条重要路径,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有助于解决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析短路”问题,实现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调试、修正与发展.     

关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思考

发轫于"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针对国内社会学界对理性选择理论认识上和运用上存在的偏差与不足,为澄清与加强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认识,本文拟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一番厘清与梳理,揭示出理性选择范式所面临的困境,并对其理论的人性基础进行深刻反思.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困境及化解

"推进困难"是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的瓶颈。博弈论视野下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存在着政府、高校、辅导员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者的权衡与选择,造成推进困境。化解困境,必须要加快制度完善与机制创新,规范和引导博弈各方的利益关系;强化管理者的理性认识,寻求专业化政策的价值认同;强化激励措施,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理性的演化——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

霍布斯“丛林世界”导致了“囚徒困境”式的纳什均衡 ,这种均衡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 ;对“囚徒困境”的超越需要人类形成某种规则性的博弈“共识” ,而道德与宗教都是这种“共识”的表现形式 ;相对于没有“共识”的霍布斯“丛林世界” ,由道德和宗教所带来的合作剩余就是一种效率 ,而进化则是环境对效率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 ,道德与宗教都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演进的产物 ,从而也就是演进效率和演进理性的产物。     

中国早期理性选择论

作为中国早期理性主义、合理主义一部分的理性选择论，包括了一些彼此相关的论题和论域，如什么是值得人做的和人能够做什么，什么是人的行为的驱动力，什么是人实现自我选择和目标的最佳方式，人的行为结果如何被优化乃至最大化，人的理性是否能够使人的选择和行为愿其所愿、得其所得，对这些论题的思考和提出的主张，在东周不同学派中有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正如个体和社会的理性选择行为及其概念化过程伴随着人类整体文明的适应和演进那样，古代中国文明的适应和演进也是在个体和社会的理性选择行为及其概念化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     

制序分析中的理性定位问题

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探讨制度变迁的理论更是纷繁复杂.纵观整个理论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合理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是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理性建构制序和自发演进制序关系的前提.本文在综合比较凡勃伦-康芒斯-诺斯建构理性观和斯密-门格尔-哈耶克演进理性观两条传统分析理路的基础上,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观定位制序分析中的理性问题,整合两种社会制序,并推测人类有限理性的"有选择建构"模式可能是制序变迁的作用机理.     

从理性选择视角探析“城中村”改造——以武汉市江汉区H村为例

"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矛盾丛生.从武汉市江汉区H村的"城中村"改造情况可以看到,开发商、村民、政府这三大利益主体的矛盾极为突出.为了探析这三大主体矛盾实质,理顺三主体间关系,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顺利进行,本文力图从理性选择视角分析这三大利益主体的矛盾关系及各自的理性选择,并就能够带来集体行动均衡的制度安排做初步探索.     

方法论革命与制度理论的复兴——现代政治学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在批判行为主义和选择性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申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融合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行为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坚持功能主义的视角,这也导致其相关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博弈逻辑中理性人假设的困境与思考

博弈逻辑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逻辑学的新分支.理性人假设,即所有的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博弈逻辑的基本假定,然而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中遇到了挑战.文章对理性人假设面临的困境,包括完全理性假设的困境、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夯实博弈逻辑的理论基础.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外部性: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过渡的可能性 --基于制度形成的分析

从Demsetz、Anderson和Hill以及Umbeck等关于制度形成过程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外部性效应积聚到一定程度将自发地"催生"某种制度以缓解冲突,而且该制度往往成为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过渡的条件.借助这个分析思路,能够为西方近代伦理学与纳什均衡、公共选择理论中关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关系的争论找到契合点.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斯特罗姆立足于自身对制度供给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专注于人类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走出由集体行动所引致的诸多困境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可以说，自主治理思想冲破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窠臼、扩展了现有的制度理论，对现实情境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可持续地使用资源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模式奠定了基础。奥斯特罗姆的相关成果让研究者不再坚持主张借助于政府管制或外部强加的个人产权的私有化，是避免“公地悲剧”非此即彼的唯一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包括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传统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等方面。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的本性、主题与功能.自康德以来,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遭遇到严峻挑战.从实践理性的层面重新阐释辩证法,巳成为深化辩证法研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他人视角的无限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辩证法克服理论理性层面辩证法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和问题意识,在承认"理性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宽容"与"相互承认",来寻求这一矛盾的克服,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     

当代中国经验下的家庭制度主义分析——兼论贝克尔"家庭论"

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的两种重要理论视角.在关于家庭行为的分析中,贝克尔坚持以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市场均衡等基本假设为基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运用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家庭内个体理性选择行为.然而,在制度主义理论看来,贝克尔的理性选择分析忽视了宏大的外在制度性因素以及理性来源的社会性建构,不能有效说明家庭行为.因此,应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立场出发,基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提出家庭制度主义分析下的另一种景象.其中,国家、市场、文化、社会观念等制度共同影响和塑造了家庭行为.     

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读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把这个理论简单地建立在＂经济人＂假设、集团成员数量是集团规模大小唯一变量假设、集团利益具有竞争性假设这三大假设之上,从而导致该理论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有很大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不难发现自利的个人能够打破行动困境达成合作的共识,而这正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循环经济的价值回归——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

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人性和社会价值关怀的缺失使得"理性经济人"预设因然而生,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存在理念上的不足.理性经济人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日益破坏着愈发严重的自然生态关系.生态危机便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后果.克服当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困境.必须以"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循环经济作为本质上的生态经济是"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活动."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逻辑起点.     

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反思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现代化进程中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人类交往过程及其结果.其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其实质是现代性的广泛展开,其历史后果是人类文化的深度匀质化.科学理性这一现代化的文化内核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紧张和冲突,致使20世纪中期出现了全球性问题.人类要摆脱生存困境,就必须寻求诗意地存在、历史的"合题"、永恒之物的启示.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