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链与过程史:一种文化诗学的文学史观

文学作品、社会结构、历史情境与阐释主体的各种隐喻关系是文化诗学批评的研究基点.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将历史性的文学文本放置于文化生产的流通网络,提倡作为"文化过程"与"社会能量"的历史文本观念;将文化性的历史阐释放置于文化再生产的流通过程,建构作为"社会生产"与"能量流通"的文化文本理念.借助文化产品与社会能量形成的历史活动链,文化诗学在历史文学的诗性空间呈现出一种面向文化生产过程的文学史话语.     

新历史主义批评

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的解读,将被形式主义与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从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本文将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产生背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特征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操作中的方法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手段

文学本身是丰富而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味将文学视作封闭的审美系统来审视,必然会切断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导致视域的狭窄化和批评的浅表化。而从文化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所具有的自身优势,正好可以弥补纯粹审美批评的不足。文化批评可以也应该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手段。     

确立现代化、学术化和个性化的批评品格──关于《讲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的再分析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主流文艺思想、运动和批评的基本尺度，既是一种历史事实，又是一种思想原则。而对这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波峰浪谷的总结、对当下和未来文学态势的把握，又必然与这一事实和原则的评价、认识相关。因为无论对这一事实和原则的肯定和否定，都不能通过漠视和回避来实现。更何况面临世纪之交，这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点。批评逻辑的理解：历史性与现代化《讲话》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的存在，对其批评便往往从文学史和文艺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历史价值的确定；《讲话…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文学史与文学历史

文学史一词本就应指文学的历史,在这里将两者并列,实际上是表明这一意思:文学史与文学的历史在此不是同一概念,“文学史”是表示各种写成的记录文学历史的著作,“文学历史”则是表示作为文学史描述对象的真实的文学历史过程.由于文学史读者直接接触的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历史,因此文学历史多被忽略和漠视了.本篇论文则是要对这一被忽略的存在与文学史的关系作一番理论上的探究.     

在贫穷的文学史面前——对文学史自以为是的历史质疑

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文学史也许是一种最不真诚的历史现象。它通过对文学观念的泛化理解，努力把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或样式纳入文学史范畴。从而营造出一个被充分“放大”了的繁荣的文学历史，给世人虚拟了一个辉煌的文学史形象。如果从读者的角度（亦即社会文学生活的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历史形象，则不难看出，在人类文学的绝大部分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文学生活是贫乏和萧条的，社会的文学资源也是短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应当把文学的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而不应当遮遮掩掩或虚构繁荣的景象。     

文学史:文学形式辩证自生的历史——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论

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必须恪守文学是自足的完整系统,努力追寻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学史是文学形式辩证自生的历史,所以文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显示文学的“文学性”。形式主义文学史模式最核心的范畴是“主导性”,它联系着无意识化和陌生化这两极,此乃形式主义文学观的核心,也构成其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原则的最主要的基础。这种突出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只谈历史却忽略文学倾向的反拨,但其片面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比较

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茅盾分别发表了关于徐志摩评论的文章。前者从传记的角度切入,后者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介入,所得结论判然有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这种不同声音当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文学阵营之间的阶级斗争。七十年后的今天,重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他们仅仅是用不同的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徐志摩一生经历,即从积极乐观转入低调悲观这一事实的诠释。传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同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因此,胡适、茅盾的"徐志摩论"又显示了"外部研究"的丰富内涵,以及文学文本内蕴的巨大历史张力。对于文学史而言,两种批评方法不仅不会排斥,相反却有着互补的关系。     

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研究

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作为一种批评形态活跃于当今文坛,按照不同的风格,可以将其分为媒体式作家访谈和文学访谈。究其兴盛的原因,主要在于时代文化语境、文学批评发展的内在要求、大众传媒的兴起等方面。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它对对话批评的推动、为文学研究提供资料以及为口述史与文学史研究与实践提供样本等方面的内容将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文学史: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

文学史涉及到文学与历史两大领域,学界对该学科的定位有分歧。焦点在于,“‘文学’‘史’究竟是文学作品一种集结展现的方式,亦或是史学论述的一项分支?”①表面看来,这只是官说者之间立场的差异,而实质上,这是文学史学科本身蕴含的矛盾二重性的一种反映。 作为文学,文学史所列对象都涉及到审美问题,它是一种共时序列,作为历史,文学史又是一种有着编年性质的历时序列。其文学的一面,强调文学审美活动在各时代、各社会间的相互碰撞,其作用的机制是断裂的,即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文学目标,文学史不是人们审美活动的线性进化的历程。其历史的一面,又不能不强调文学发展的承继性和在承继基础上进行的新创造。由于文学史研究涉及到这样矛盾的两个方面,所以,文学史的学科构架就蕴含了延续与断裂的双重构造。     

社会·文化·超空间——当代空间批评与文学的空间研究

空间批评是结合了文化地理学和文学批评的一种跨学科的批评方法.空间批评经历了早期的空间社会定位、中期的空间文化研究以及近年来的空间的后现代属性研究等阶段.文学的空间研究将文本中的空间看做一种蕴涵多维文化信息的指涉系统,注重探究文本中空间的社会、文化及后现代属性,进而揭示文学空间的多维意义.     

论结构主义文学史观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自律论的文学批评模式,是对１９世纪盛行的注重外部关系的历史方法的反拨。但它也通过自己逐步形成的“结构──历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较为妥善地处理好内在考察与外部研究的关系,进而形成了文学史是“非连续的集合”,文学史的时间序列只是空间组合形式之一的独特的文学史观。该研究方法体现出三点特征：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强调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追踪文学史的深层结构与演进机制。这种独特的历史思维表现出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文学史重构热情与价值追求,为新世纪的文学史学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回归历史、实证方法与重写文学史

历史方法有两层涵义：一是认为文学深嵌于历史之中，在历史时序框架内考察文学；一是找寻文学自身时序框架，考察文学本身发展规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思路。与历史方法相适应并成为其学术特征的是实证。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不可能简单地回归传统的实证方法，而主要应回归一种实证精神。这与几年来一直在呼吁的重写文学史主题显然具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各种具体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框架内展开，而重写文学史工程也因此有了更为精致而实用的建筑材料。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反思

2 0世纪中国百年的文学史研究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经验实证方法论类型、理论逻辑方法论类型、文化阐释方法论类型。经验实证方法将文学事实何在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对象 ,将描述文学事实、建立有关文学史知识体系为研究的根本目的 ,但却忽视了文学史研究的人文特征 ,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理论逻辑方法将探索文学现象何以存在做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力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理论体系和普遍精神逻辑中找寻寓藏于文学现象背后却又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各种规律 ,但却常常忽视了文学史的历史复杂性和文学本位性。文化阐释方法将文学史研究判定为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在现时态中相互建构的个体对话过程 ,强调研究主体的个性文化功能和阐释效应 ,但其研究的知识性、有效性难以得到普遍的确立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及其文化功能运作

新历史主义批评选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旨在寻找一方文化演示的舞台。它将文学文本当作文化文本解读,发掘、建构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意义系统。它改写作品“历史”,突出“自我形塑”的力量,并用隐喻式结构表达出来,整个批评操作过程,都是一种文化功能的体现。     

走出思维的误区

在我国文学史的治学领域中，不知始于何时便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左右着。文学革命初期把国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写实文学与古典文学、社会文学与山林文学两两对峙，”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释的民间生动的“活”文学与御用文人制作的“死”文学壁垒分明，闻一多在《战后文艺的道路》一文说的统治阶级文学与被统治阶级文学径渭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学系统与非革命文学系统的排列分类，无不徘徊着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这一幽灵。在世纪之交，当我们重新考察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产生、构成、形态、品位、形式、倾…     

本土视阈下百年中国女性文学的艰难步履

中国女性的性别境遇主要由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时代环境所决定,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产生和存在也有着其内在的文化动因。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基本上借助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话语而漠视中国本土的特殊文化语境。本文主要从本土历史文化的视角扫描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百年历程,从文学史纵向发展的梳理中关注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存土壤、特殊境遇,以便厘清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现状以及前瞻未来的发展。     

文学史运动形式索解

传统的“知人论世”、“以史证诗”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将文学作品与人及社会视为相关三要素 ,而以“正变”立论的文学史观则视文学史为外部环境制约下的交互运动 ,都有其合理性。然而二者都忽略了文学的主体地位与外部因素进入文学形式的中介系统。如果我们将文化与文学视为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 ,则可以获取新的视角。在双向运动中 ,文化建构的驱动力也就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在文化目的的驱动下 ,对文学史形成文化选择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