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理论的现实关怀

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实际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理论给予回应,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理论的现实关怀出发,把"实现和谐"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理论新的视界和问题域,把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化解社会冲突的最终指向,探讨从意识形态建设入手,通过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来整合公民的价值认同,引导社会心态趋向理性、平和,并以此作为构建社会利益平衡机制的基础和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路向.     

社会管理视角下基层维稳创新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既对基层维稳提出了挑战,也给基层维稳创新提供了机遇。社会管理之于基层维稳的价值在于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社会管理对基层维稳也在理念、体制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基于社会管理的要求,基层维稳创新的路径包括转变维稳理念、构建维稳体制和创新维稳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法律平衡的路径选择

以域外南非艾滋病药品专利权案和"非典"防治的中国样本为例,引出风险社会中公共利益和私权冲突呈现常态化,迫切需要法律制度予以回应的判断。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的制度安排,如何调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和私权的冲突紧张,进而保持公共利益和私权"天平"的平衡,是一般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难以逾越的理论与现实命题。通过完善现有制度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协同社会各种力量参与以及健全危机预警机制和风险化解机制等路径,共同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的平衡。     

我国维稳观的转向和制度支撑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所造成的影响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较突出的问题,面对这种态势,当下的维稳体制却没有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改进,相反,还处于压力维稳阶段.为此,我国应实现维稳观的转变,从压力维稳转向制度维稳,这就需要健全利益表达通道,扩展利益表达空间,让民众有表达利益的制度化平台,并提升制度对矛盾和冲突的容纳能力.     

用法治思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扩大维稳内涵,片面追求刚性稳定;运动式维稳模式有陷入“越维越不稳”的趋势;压力型维稳机制导致维稳成本居高不下;维稳的具体工作手段局限于强力压制及经济补偿。法治的实体正义能够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法治的程序正义更有利于化解利益纠纷;法治整体运行能够筑牢稳定的基础。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机制;规范社会力量的发展。     

妥协机制与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社会不公平现象,主要是由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造成的.实现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化解、缓和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外部手段以外,妥协既是一种实现利益公平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协调与缓和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机制,并且妥协具有内部性、自愿性、低成本性和彻底性等优势.     

新形势下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评判一个社会稳定与否,不是看有没有社会矛盾或利益冲突,而是看这个社会是否具备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化解利益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仍然有利益矛盾与冲突,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利益矛盾具有必然性,辩证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利益矛盾问题,是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的前提条件.化解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和谐社会利益矛盾冲突化解重在机制建设,一个结构完善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解决机制能够协调、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差别,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早日形成.     

基于社会管理视域的基层维稳运行模式研究

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硬任务和第一责任.维稳首要的是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基于维稳的刚性需求,基层政府在维稳的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维稳的非理性化、目标的短期化、成本的高额化、主体的单一化等.走出维稳困境,探索新的维稳路径、构建理性的维稳运行模式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研究——以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为个案

社会治理既顺应了全球治理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也为我国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基层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便是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对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的有益探索.新时期基层维稳工作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创新动力;由科层式到网络式的治理结构转型,由各自为战到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转变,由分散规制到系统构建的制度安排,是这一创新实践的经验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如何保证基层维稳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和配置,如何进一步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我国维稳工作机制探析

维稳对象不是涉稳的矛盾,而主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矛盾;我国当代的涉稳问题是一种＂半司法问题＂;涉稳矛盾的核心不是具体利益冲突,亦不能简单定性为官民矛盾。社会主体多元、分化、流动性增强,弱化了传统矛盾化解机制的社会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并导致其矛盾化解纠纷能力出现明显下降;市场经济带来社会集团与行政机关同质性的消解,从而使传统矛盾化解机制的制度权威呈现出下降趋势。以程序公正来实现稳定;增强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党委政法委主导下的维稳工作机制。     

宪政中国及其当下法学任务——基于历史考察的视角

中国法律和法学建立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法制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同时呼应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事实上,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儒家传统中不仅具有民主的种子和胚芽,而且宪政民主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内在发展的本质要求;而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当下中国法的历史曾一度在理念与制度建构上谱写了宪政民主的新篇章.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国法的上述传统及其当下历史在中国法学主体性重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全球化大背景中深入探究"中国"的真正意涵,从而准确把握当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历史任务和中国法的时代主题.     

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他必须同时履行基于家庭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两者之间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为了化解这一冲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较为成功地确立了具有东方色彩的二者关系原则和冲突解决模式——亲情义务和法律义务并重,将亲情义务法律化,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处置。古代统治者在制度建设方面,不乏立法者的机智。但是,这一关系原则和冲突解决模式的确立也使得法律长期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从制度到观念都未能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同时,由于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并行,在履行保障的力度方面前者优于后者,这就使得社会个体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能获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其独立性的发展在法律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西方冲突化解中谈判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谈判作为西方冲突化解的一种基本方法与策略,不仅是一种互动性的社会交往形式,还是一种进行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式,且日益成为现代社会解决公共冲突的一种重要路径。谈判因其在成本与成效、针对不同冲突情境的适应性等方面优势,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冲突化解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法律与社会网络在契约执行中的互动关系

本文通过对法律和社会网络在契约执行中的互动关系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来揭示中国转轨经济中法律和社会网络两种不同合作机制的消长关系。本文认为在脆弱的法律制度环境下,社会网络成为经济个体应对商业风险,保障契约执行的重要替代机制,然而,社会网络在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又对法治秩序的构建形成了内在的冲突。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消减两者的冲突,建立法律与社会网络良性互补的市场经济秩序。     

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的转向

当前转型时期,我国各种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关系紧张,为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消除潜在的矛盾激化因素,有必要对我国社会矛盾化解的思路的转向进行研究探索.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从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从“管理”思路转向“治理”思路.通过对比分析传统管理思路与新的治理思路的差异,确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以提高整个社会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能力,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     

从阶级冲突到社会冲突——马克思与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比较

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对辩证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达伦多夫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达伦多夫处在自由主义立场,在冲突的形式与根源、冲突的功能、冲突的调节与化解诸方面都与马克思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思想的同时,也可以借鉴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解释和解决当今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如环保组织的斗争、为儿童争取权益的活动、动物保护组织的活动之类所引起的社会冲突。     

论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化解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和社会冲突多发期.基于这一特点,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完善诸如全方位的社会预警机制、科学的社会利益调节机制、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机制、有效的社会妥协机制以及社会疏导和心理认同机制等,对于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小区冲突化解中政府介入限度及角色定位

近年来,我国城市小区矛盾不断增加,各类冲突频现,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公众利益的代言人,介入小区冲突具有一定的限度,主要受政府自身和冲突情境等条件的限制。在小区冲突化解中,政府主要担任小区冲突的缓和者和应急处理者,小区冲突的制动者,小区冲突化解多元主体的引导者,小区冲突的最终化解者,小区冲突管理法律、规则的保障者。     

社会哲学视野中的科学发展观理论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指导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实践的理论往往以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总体性把握为理论内核,这种内核便是社会哲学.中国社会从民族危亡到民族独立再到追求民族振兴的社会实践历程,是在党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的.从社会哲学的角度考察党的社会建设理论,尤其是指引当下中国社会建设实践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