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演讲特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震惊宇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又以其学识之博、著述之丰、讲学之多和影响之大成为近代中国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演讲家。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自幼聪敏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几年中不仅打下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维新之路。1895年他随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与康一起发动了“公车上书、创办了维新刊物《中外纪闻》,组织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现了他优秀的文笔、过人的口才和杰出的才干,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1896年,梁启超又赴沪办《时务报》,任主笔,他以条理明晰、平易畅达,极富感情和鼓动性的“新文体”大声疾呼变法,文名蜚声海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1897年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维新事业的人才。1898年初春,应康有为之召赴京,以满腔热忱倡办维新团体保国会,演说变法救国之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屡上书奏事,又被光绪帝召见,受命办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     

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党报思想向国报思想的嬗变

《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改良运动中创办的报刊,他以报刊为舆论工具,宣传其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和＂新民＂的政治、思想主张,因而这三份报刊都被视为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机关报。然而对三份报刊的办报宗旨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在有着思想与风格的一致性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变化。本文以三份报刊自身的演进为视角,试图探寻梁启超报刊思想中＂党报＂思想向＂国报＂思想的转变轨迹。     

梁启超的人口思想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別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人。早年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接受变法维新思想。他曾和康有为一起,向皇帝奏章(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迁都、变法、拒和。此间,梁启超曾参加康有为在北京办的“强学会”,并被委以书记员。后又在上海任《时务报》的主笔,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     

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教育与人才思想

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在这严重的关头,为了拯救民族危亡,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们认为,要变法,就必须改革旧的封建教育,培养维新人才。康有为、梁启超就是他们的代表。本文仅就康、梁的教育与人才思想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关于变法、人才、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康有为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所以,“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也认为“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他们看来,教育是国     

激荡文思涌笔端——梁启超文风浅议

<正> 维新志士、一代文杰梁启超,是一位驰骋政坛的近代著名报刊活动家。他在“公车上书”以后,创办了《中外纪事》(初名《万国公报》),开始了“报馆生涯”。他在1896年于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期间,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评论文章,鼓吹变法维新,“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省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从《时务报》到戊戌政变失败以后的《新民丛报》的十多年中,梁启超发表了一百多篇评论和专著,以感人的笔触,富有说服力的论述,喜爱怒骂皆成文章,吸引着、影响着一大批读者层。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震憾之深,是我国近代报刊史上所少见的。——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从长沙师范老师那里,借来一本《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下来。     

报章政论体的开拓者王韬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字兰卿,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王韬是中国近代史最早提出“变法自强”的少数有识者之一。比康有为、梁启超要早上十年,是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王韬也是一位文学家,写了不少文言短篇小说和散文。在散文领域,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开拓了报章政论体。他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张政论报。王韬自任《循环日报》总司事,主持报务,并且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社说”(即“社论”)。其中,《变法》(上、中、下)、     

鲁迅与梁启超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必有其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鲁迅(1881——1936)与梁启超(1873——1929)这两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却分别是前后两次爱国救亡、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代表。梁启超在青年时代即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十六岁中举?二十二岁时协助康有为发动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运动,是“戊戌变法”中的一位年轻的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宣传鼓动家;而鲁迅却大器晚成,思想经过几度起伏,在维新变法失败二十年后才崭露头角,他一声“呐喊”震撼了中华大地,成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皮锡瑞维新变法思想新论

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一生究心于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他阐发义理思想，宣扬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主张振兴孔教以文明排外，同时，力倡有用之学，主张调和中西，强调不必尽从西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皮锡瑞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论谭嗣同的《仁学》

中国近代杰出的维新志士谭嗣同,身后被人们称之为“一世之杰,六士之英”,“其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这除了由于他曾忘我投身维新变法的救国事业,并最终为此献出生命之外,还由于他留下了一部独特的著作《仁学》。本文就《仁学》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说些浅见。     

论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是“政治革命”的挡路石;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却发挥了那些“革命巨人”所未能发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1902年前后他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思想,就是起了这种作用的。(一)“道德革命”思想的提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并没有象他的老师那样,一头扎进“保教”的牛角尖里再也不肯出来,而是在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探索。众所周知,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所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几个圣主贤相、大人君子。1898年梁氏流亡海外后,鉴于变法运动因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而失败的沉痛教训,开始看     

维新变法研究中有关“变”的几个问题——兼论维新变法的复杂性

“变”是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维新变法期间关系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百年来维新变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维新变法时期“变”的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看来不甚理想，还有不少模糊的、简单化的观点有待澄清和深化。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复杂性，提出：“变”是甲午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议题，统治集团中的主要人物都在开始思考变法的问题；变法中的两派斗争不是“变”与“不变”的斗争，而是谁来变、怎么变以及变什么的分歧；对变法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主要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没有实权的下层官员和知识分子，而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员；“百日维新”只是变法中的高潮期，不应理解为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天，百日维新之前和之后的变法活动应该联系起来看，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更好地理解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清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并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梁启超笔舌生涯中的闪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和卓越的宣传家。从1898年戊戌变法至1928年国民党宣告“统一”的三十年中,梁氏几乎参与了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政治活动,各种重大政治事件无不在他的头脑里引起强烈的反映,或者在他的笔下留有记录。 在梁氏的笔舌生涯中曾经有过两次大的闪光:一是维新运动高涨时,他因在上海办《时务报》而“名重天下”;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在日本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而成为“舆论界之娇子”。本文主要是就他在这两个时期的思想言论略加评述。     

张謇的人才观及其对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张謇所处的时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也是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动荡的岁月。一方面,西方列强为开拓更广阔的贸易市场和扩大侵略权益,连续不断地制造中国边疆危机,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国内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开明官僚搞起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一批军工民用工业和使用新式武器的海陆军相继建立,近代民营企业也在夹缝中破土而出,蹒跚前行;另一方面,面对严重窒息人才生长的僵死的封建秩序和沉闷的政治局面,不少封建士大夫、进步思想家对此极为不满。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提出"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夫人士之才否,国命之所寄托电"。     

梁启超“报章体”评议

(一) 一八九八年的变法维新,一时间轰轰烈烈,不过百日,风流云散。这时,人们才看清楚,维新派在政治上是何等虚弱。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维新派在宣传战线上确是战绩赫赫。宣传主将梁启超掌握了报刊政论这柄利器,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为阵地,“大呼天下”,连顽固派也不得不承认他有“煽惑士材,从风响应”的本事。在总结梁启超的宣传经验时,人们总要提到“报章体”,认为它是梁启超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报章体”和梁启超的名字紧连在一起。然而,在当时,人们只是觉察出梁的报章文字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文章现象,却没有充分认识它的实质。以后,人们逐渐归纳了梁启超“报章体”的特点,也论及了它的性质。     

梁启超走向小说创作的路程

梁启超处在洋务运动的反省之上,在日清战争失败后的翌年,依据光绪22年7月1日创刊的《时务报》开始,他为自强救国而展开了所谓变法论这样一种变革论。他以此为开端,接连创刊了十多种杂志作为变法的言论活动,继续在中国近代化的各个方面完成了作为先导者的任务。其一是创刊了《新小说》,而且,由于发表了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题的一种文学论,一跃成为近代文学的先导者。他究竟是怎样考虑这一问题的?对此我想作一点浅见之谈。 梁启超在他最初的学术论文——“变法通议”中的“论动学”里有一歌诀书,他在这一歌诀书里就从孔子立教歌、群经传记名目篇等数歌开始,列举了变法自全歌、戒鸦片歌以至戒(?)足歌等35种歌词,并且说,造这样的歌词让儿童去歌诵将能使人心更新、振兴人才”。“致伍秩庸星使书”中也说:“从前,王文成在军中作了俗语的歌词让士兵去口传,使其掀起了敌忾心。最近,曾文正也又用这方法教敌前或城镇中的人们。用这种方法来教育无教养的士兵或民众是再好不过的了。”但问题是如何教育民众,使更多的民众被自己的想法所吸引并得以保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谈到:“古,身为太师诵     

论陈三立政治思想的三个阶段

陈三立政治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年具有因时通变思想 ,他力图重新评价、诠释并会通百家学说 ,以为维新变法服务 ,谋求富强之道 ;被革职后深刻反思变法失败原因 ,强烈批判清朝政治的黑暗 ;辛亥革命后其思想转为保守而不合时宜 ,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及对变革的抵触 ,但他始终不放弃其所谓道义责任。他是一位探索救国之方的爱国者和仁人志士。其政治思想变化的轨迹 ,反映了激烈变更时代一度进步的士人阶层的理想与心态     

汪康年与梁启超关系变化与《时务报》兴衰

1896年，汪康年、梁启超等为了推动维新变法运动，共同创 办了《时务报》。初期他们配合默契，各展所长，使《时务报》很快成为中国第一大报，为 变法运动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不及一年，汪、梁围绕《时务报》社的领导权展开了斗争， 且日趋激烈，终至不可收拾，而《时务报》也由盛转衰。汪康年是张之洞的代理人，梁 启超 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得力助手，汪、梁之争实为洋务派和改良派关于维新运动领导权之争 的缩影。     

论梁启超《老子哲学》的思想特色

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老子哲学》既宣传《老子》返璞归真的人生哲学,又宣传佛家《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的思想;既将老子的客观的“道”解释为毕竟平等、不可破坏之真如,又将“有生干无”的客观过程解释为万物为妄见所生,因而将返璞归真视为灭除我见、我相而证到自然之道的过程。把佛、道两种旨趣完全不同的学术纠合在一起,无疑是学问家之大忌,但如果考虑到他是在执行思想家和宗教家的社会职责,那么,他这样做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梁启超办报的几个问题之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他执着地投身于近代中国报刊编辑事业,使中国近代的报刊在戊戌维新期间得到很大发展。他办报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救国热情,为了彰显报刊的党性原则,为了培育维新人才。他的编辑思想是围绕着报刊的宗旨,登载有利于其变法主张的内容,对国人进行宣传和教育,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他的报刊实践,在中国近代报刊编辑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戊戌维新派“腹地自立”维新方略初探

所谓“维新方略”,是指以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为推动维新变法运动而采取的政治手段及策略。从1895年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短短的3年间,维新派先后采取了:上书皇帝,打动圣衷而变法;开学会,“合大群”以挽世变;办报刊以“开绅智”、“开官智”、“开民智”;兴学堂以培养变法人才等“维新方略”。对此,史学界已作详尽的阐释。而笔者则认为:除了上述方略之外,戊戌时期维新派还曾经模仿日本明治维新,以湖南为中心,设计实行过“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维新方略。这一计划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却对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狂潮。其他列强也相继效尤,瓜分中国,亡国灭种的惨祸再一次降临华夏大地,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维新志士心怀“胶东之耻”,加快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步伐。1897年冬,康有为赶赴北京,递“上清帝第四书”,北京城内再度出现维新变法的热潮。但令人疑惑的是,在此前后,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却没有奔赴北京,而是纷纷云集湖南。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时务学堂之邀,离沪抵湘。1898年2月,谭嗣同也离开官场,由鄂返湘。梁、谭二人,再加上在湘的康才常、皮锡瑞、樊锥等维新志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