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精准扶贫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已开发和未被开发的独特资源。旅游业已经成为了许多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点和第三产业的龙头,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在旅游扶贫路径下是否实现了"精准扶贫",效果如何?如何提高"精准",值得研究。本文通过对湘西州近15年来在旅游资源开发下扶贫效果分析和对夯沙乡旅游发展中的旅游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认为发展旅游产业是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抓手,政府必须在制度和政策制定上瞄准贫困,精准帮扶。     

瑶族古代服饰的文化特质

服饰是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人的内在心灵的外化体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代瑶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对瑶族古代服饰的文化特质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瑶族灿烂的民族文化。一、瑶族古代服饰是古代南方农耕经济文化的产物瑶族主要居住在我国南方的山区,山地面积广大,土质松软,水源丰富,属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利于农、林、牧、副业的发展。古代瑶族人民主要从事农业,部分地区则以林业为主,属典型的南方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南方农耕经济文化反映在瑶族服饰上,表现为普遍着衣…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践与启示——以临夏县D村为例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临夏县D村精准扶贫相关问题的研究,认为精准扶贫的精准度不高,对贫困户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措施较弱,精准扶贫措施效率较低。因此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提高精准度,加强提高贫困户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精准扶贫措施的效率。精准扶贫要按照"六个精准"的要求,同时根据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从《皇清职贡图》看瑶族服饰

《皇清职贡图》中记载了清代前期两广不少地区瑶族服饰文化特征,其主要特点是:喜刺绣短衣、短裙、束腿,束发用簪,头戴顶板,多跣足等,这些特点的形成是瑶族适应炎热潮湿的自然环境、方便劳作的需要,也是瑶族审美情趣的集中体现,同时清代瑶族服饰也出现了变迁的迹象。     

锦衣缤纷情满瑶乡——南岭地区瑶族服饰文化艺术剪影

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风格有简、有繁、有俏丽、有古朴。然而居住南岭地区湘粤桂三省（区）的瑶族，其传统服饰却很难简单地用简约或繁复、俏丽或古朴来概括。 　南岭地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主体气候和复杂地貌，以及瑶民散居各处的生活特点，造成了瑶族支系复杂和服饰风格的繁多，甚至，同一支系各地村寨的服饰也有所不同。　　湖南江永、江华，广西富川、恭城等瑶族妇女的服饰，多用蓝靛染成的藏青色或宝蓝色土布制成，俗称“家织布衣”。上穿钉布扣右衽开襟或对襟衣衫，下着…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瑶族服饰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绚丽多姿的瑶族服饰,是最具特点的少数民族服饰之一,而且瑶族服饰的款式数量高达100多种,这些民族服饰当中都蕴含着深厚的设计元素,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重要的设计来源,因此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应用瑶族服饰元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研究瑶族民族服饰的风格特点,瑶族民族服饰的主要元素,最后探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瑶族服饰元素的具体应用.     

瑶族传统服饰工艺的传承与发展

瑶族民间传统服饰工艺主要有纺组、染色、刺绣、织锦等.过去,瑶族传统服饰都是由瑶族妇女使用传统服饰工艺制作的.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瑶族传统服饰工艺濒临失传.继承和发展瑶族传统服饰工艺成为保护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类学视阈下的瑶族服饰文化——以广西贺州瑶族为例

瑶族服饰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产物,是瑶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识别其族群的最直观的符号标志;瑶族服饰刺绣挑花,花纹多彩,图案丰富,不仅蕴涵着朴素的生态意识,而且意蕴着丰富的人文景观;作为一个特有的文化事象,发掘其服饰表征的文化内涵,以期在当下力主文化多样化的审美语境中,使其服饰文化得到阐扬和赓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调查与思考——以临夏县A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当前我国一项重要的扶贫战略,是解决当前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民族地区是相对贫困较为严重的区域。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临夏县A村精准扶贫相关问题的调研,认为A村通过精准扶贫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有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创新性不足、思维方式转变滞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