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建设小康社会民族法制保障研究--以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建设为例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民族法制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保障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的民族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民族法制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自治法配套法规建设为例,就如何制定和完善民族地区建设小康社会的法制保障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考和建议.     

论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成果分享的法制保障

加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改革开放成果分享的法制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论与现实实践意义,针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改革开放成果分享法制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应在完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保障机制的法律理念及基本原则基础上,明确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保障机制的基本框架及其核心内容,结合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护探析

通过法律规范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帮助他们融入到主体社会,是解决民族矛盾与创造和谐社会的前提。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通过专门条款规定禁止民族歧视,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特性,促进少数民族的各种机会。这些规范在保障我国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民族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少数民族法律工作人员数量不足,法律的执行遇到了一些困难。本文通过透析中国民族法制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作用,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障的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而寻找完善我国民族法制的途径。     

运用民族法律机制促进民族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如何运用民族法律机制保障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这一问题已经比较广泛地受到民族理论界、法学界和民族地区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的重视.但是,不管是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民族法律的贯彻执行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不少同志在思想认识上对民族法制建设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认识不清,在实际工作中无视民族法律的种种规定.对此,本文拟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法律保障对民族教育发展的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本文从介绍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成就和不足出发,分析了这些不足存在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而阐述了法律保障的必要性,并提出若干加强民族教育法律保障的建议。     

完善民族法制建设的思考

依法治国,依法治“区”,首先必须建立起赖以治国、治“区”的比较完善的民族法律体系.本文通过对当前民族法制建设中存在的法律体系不完善、民族自治权不能充分行使等问题,建设性地提出了尽快修订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相关配套法规,完善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民族法制是充分实现民族自治权的核心的建议.     

民族自决权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法律意义

民族自决权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今天却被当作了民族分离和民族分裂的理论依据.本文通过澄清民族自决权的涵义,阐明了其本质特征,说明了民族自决权与民族自治权的关系,论证了民族自决权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法律意义.     

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对策研究

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制约着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尽一切办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自力更生和国家扶持以外，东部非民族地区的大力援助必不可少。在我国，保障东部地区对西部民族地区援助的重要制度就是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制度。它在发挥较大作用的同时，还存在许多的问题。故加强对这一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法律对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北京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调查研究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教育权保障是当前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展权的重要途径。北京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量集中,在其子女受教育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教育公平的实现关系着民族平等原则的真正落实及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对首都北京的社会稳定也存在着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必须要加大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入、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多方努力,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保障少数民族的发展权。     

不可缺失的法律:少数人的权利需要多数人去维护——福建省实施《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的启示

有专家指出:法律缺失目前仍是障碍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个关键。虽然几乎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制定了相关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但是,由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相关的各种条例都有可能落不到实处。《福建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实施于2000年1月1日;五年来,福建省依法推进各项民族工作,为“堵住法律缺失”提供了一个案例。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努瑶雷公庙的文化内涵解读——七百弄布努瑶信仰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对七百弄布努瑶雷公信仰进行文化内涵的解读,认为雷公信仰是布努瑶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折射,围绕着雷公庙形成的各种禁忌、传统惯例,在规范村民的行为和活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内化为村民的价值观念并体现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之中.它成为布努瑶民间法中更具约束力的另类“准法律”规范,维护着人地关系的和谐,调控着布努瑶乡村秩序的构筑.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

通过探讨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总结出“共同体”公共性的固有之意及其表现形式.深化对“共同体”逻辑构成的认知,揭示“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具有依存性的应有之意,阐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四个基本层次.在“命运共同体”共性基础上提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义——交融性,赋予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通过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奉行“亲诚惠容”的近邻外交理念以及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东盟形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法治视野下自治州能否设区的再思考

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形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现行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自治州应该与设区的市属于同一级别,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州能设置区,故当前30个自治州都没有区的建制.目前不少地方都实行撤县设区,以壮大中心城市力量,宪法第30条有可能间接导致自治州与设区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自治州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思考当初制宪者为什么没有规定自治州能够设置区,是有意为之还是淡而处之.在《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下,适时开启自治州设区不仅有利于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便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