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概况与展望

为及时分析与总结当前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分述法和比较法对现有文献综合梳理，发现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对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特点与价值、时空分布、保护与发展、保护与旅游以及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村落保护模式与机制等诸多方面，涌现出如羌族传统村落呈现“高密低疏”的特点、保护的实质是对传统村落发展的干预或调适等众多研究成果，但当前研究在针对村落的主体性研究、运用学科交叉理论和凝练普适性保护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方面仍有待深化，而传统村落安全研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交叉学科研究等有望成为未来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研究的新趋势。     

基于非物质文化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探究 ——以贵州黔东南肇兴侗寨为例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承载着历史发展记忆的传统村落和民间传统文化也在逐渐地消失.非物质文化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与该地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扬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实践、困境与突破: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策略与路径选择——以广东为例

传统村落是历史上人类聚居而自然形成的聚落形态,其存在实现了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目前广东民族地区一些传统村落面临破败甚至消失的危机,亟待进行全面的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发展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有利于保存传统村落中的历史人文印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留住村貌、记住乡愁、延续历史文脉;有利于总结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类型特征,剖析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

“1+10工程”是广西所独创的生态博物馆实践模式,即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10个生态博物馆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共同建设、同步发展,其先后经历了酝酿准备、试点建设、全面实施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在政府、专家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努力下如期完成,形成了文化保护的规模效应,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并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回顾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历程、建设方法,总结其经验及教训,对丰富生态博物馆理论,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消费视角下贵州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思考

自2012年起,国家开始传统村落保护工程,贵州在已公布的三批保护村落中列全国第二位,保护好名录的传统村落不仅仅是保持其原样,更应该考虑在保护的基础上如何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本文在分析贵州民族传统村落的旅游价值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旅游消费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在保护基础上如何进行旅游开发的思考。为贵州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提供可参考的意见。     

基于非物质文化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探究——以贵州黔东南肇兴侗寨为例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承载着历史发展记忆的传统村落和民间传统文化也在逐渐地消失。非物质文化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与该地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扬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思路——以尤溪县西滨镇厚丰村为例

近年来,由于传统村落的地域环境、交通建设、学校卫生等诸多因素,很多的传统村落变成了空巢村落;无人居住、主体建筑年久失修、构件腐烂、地基下陷、围墙坍塌等原因也使众多"老房子"面临着损毁消失的危险。因此,正确地保护传统村落及其开发利用变得极其重要。通过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快速转型,促进村落的自身造血功能,从而促进传统村落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城镇化与传统村落农民就业问题考察报告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面临很多难题,提高农民的充分就业水平有其必要性:不仅是传统村落扶贫攻坚的需要,也是破解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难题的需要。我国传统村落农民的就业现状表现为三个特点:农民从传统村落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就业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呈现出较大分化。我国传统村落农民的就业存在三个问题: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工作条件较差,传统村落弱势群体就业困难导致贫困。基于此,针对我国传统村落农民的就业问题提出三点建议:夯实农民群众的充分就业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强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就业培训,发展传统村落产业带动农民本土就业。     

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对策研究

随着乡村“过疏化”蔓延，我国传统村落正在急剧消失。为应对这一危机，2012年国家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护工程。黔东南作为我国传统村落分布最密集、保存最完整、最具民族特色的地区，虽然对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已成共识，但在实现路径上地方政府与村民仍存分歧。黔东南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利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要尊重村民生产生活需求；二要尊重传统村落生成规律；三要保持传统村落的完整性；四要保持传统村落的真实性；五要保持传统村落的延续性；六要挖掘传统村落的典型性。同时，应积极落实国家项目；实行严格的保护措施；加强传统村落日常管理；着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发展“农文旅”特色经济。     

山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改造、开发和利用——以湖北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栗子坪村为例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充满诗意的话语,道出了无数中国人对传统村落呈现的田园生活的眷恋,但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速发展,处于山区少数民族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在新农村建设中或城镇化浪潮中处于或将消失的边缘,传统村落在城市化演进过程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