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我国新型信息网络犯罪立法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新型信息网络犯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是网络服务商民事侵权连带责任的上升化、刑事化；设置“责令改正”行政前置程序，是考虑平衡互联网技术创新保护与网络安全维护而限制刑法处罚范围，因而具有合理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是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未遂犯的既遂犯化；不应将“违法犯罪”限缩解释为“犯罪”；利用“伪基站”发布诈骗信息，因未必已经着手实行了诈骗犯罪，故简单根据发布诈骗信息的数量认定成立诈骗罪未遂的实践做法是错误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帮助犯的正犯化或者帮助行为的实行行为化；成立该罪，以被帮助对象着手实行了信息网络犯罪为前提，但不要求达到罪量程度；该罪并非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提供互联网接入等技术支持与帮助，也未必就是中立帮助行为。     

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传统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出现诸多异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的认定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备“明知”或可以推定“明知”,依照限制从属性说观点,“明知”的内容不要求到具体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程度,只要认识到正犯实施了违法行为即可。除事先存在共谋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应仅成立于正犯实行既遂前,至于犯罪既遂的认定应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诈骗模式的不同而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了财物。在平行式和分工式两种典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中,帮助犯承担责任的范围存在差别,应辨别情形认定帮助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平台经营者实施的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应予以限制性处罚。     

帮助行为正犯化视野下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而为对信息网络犯罪提供信息网络技术帮助的行为配置了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开启了信息网络犯罪之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进程。成立该罪,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客观上要求情节严重。由于信息网络服务行为具有中立性特征,从而使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中立帮助行为、帮助行为与帮助犯不是同一概念,中立帮助行为入罪条件的设定应采取限制处罚说。帮助行为的相对正犯化不仅要考察相关联的正犯行为,也要考察帮助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当帮助行为被承认为正犯时,才按刑法分则的规定单独定罪判刑,否则仍然作为正犯的帮助行为,按《刑法》总则有关从犯的规定进行处罚。     

竞合论视域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处罚界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的急剧扩张，反映了其入罪标准的模糊和竞合处断的混乱。该罪法律性质为帮助行为正犯化，同时具有独立性限度。应从因果关系归责的实体因应和追究犯罪的程序困境纾解把握其立法意旨，立足规制对象的类型化、处罚范围的有限性和法益保护的必要性，合理设定入罪门槛。可将信息网络帮助行为类型化，并以中立帮助行为理论限制其处罚范围，进而转向竞合考察，以“深度参与性”标准来区分帮信罪与共犯，且遵循法条竞合择一重处断原则。基于帮信罪的独立性质和法益保护范畴，其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成立想象竞合。通过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阶梯式分流模式，可以厘清帮信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从而科学限定其成立范围，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及其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量刑规则说对正犯化说的批判是在共犯论层面的曲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的技术帮助行为从属于正犯的实行行为，将其作为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理解适用，能够最大限度从实质上对法益进行保护，且符合网络时代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预防性理念与积极刑法观。在行为人对他人利用其技术服务实施犯罪具有明知时，应以其行为是否违背正当业务规范、是否超出正常业务行为范畴作为实质标准限制其入罪。     

刑事政策视角下共犯从属性的检视、反思与出路——基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导向

共犯从属性理论经历数次流变,仍不能完全评价实践中复杂的犯罪帮助行为。在帮助自杀行为中帮助者责任认定及网络领域犯罪帮助行为的责任问题上,共犯从属性难以自圆其说。另外,不论肯定还是否定共同犯罪的性质,都无法解释片面共犯责任认定问题。单纯依靠特殊条款将部分帮助行为正犯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倡共犯独立性,无论正犯行为有无不法,有无意思联络,共犯都要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论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化

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并非中立帮助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以刑事立法的形式予以正犯化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犯罪;对于相关行为刑事责任的认定应从主客观两个层面进行考虑。主观上,应当明确界定条文中"明知"的含义以及"明知"的内容;客观上,应当从客观归责的角度出发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数字时代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刑法规制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现有法律监管手段规制力度的不足“催生”刑法规制的必要。无论是援引技术中立原则还是“避风港原则”均无法合理证立恶意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行为的正当性。事实上，数字时代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已异化为网络犯罪的“帮手”。对于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刑法规制，关键前提在于确立其广告服务及信息检索服务的双重属性。核心关键可依据正犯归责的路径，在实定法的基础上以虚假广告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中的重罪论处。若存在与搜索引擎企业刑事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形，则宜采取共犯归责的路径，并通过将竞价排名限缩至与人身法益相关的领域以及援引“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理论等来合理限缩竞价排名企业的刑事责任。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探讨

中立帮助行为在社会生活中较多见,若全面将其纳入犯罪圈,将造成社会的紊乱,网络中立帮助行为亦如此。目前我国正推进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犯罪化,为防止过度犯罪化,其刑事可罚性值得研究。客观归责理论着力于认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认为可罚性是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统一,行为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才会制造不被法允许的危险,具有可罚性。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只有违反前置法且不恰当地产生或提升正犯行为的危险性时,才具有刑事可罚性。     

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处罚边界

划定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形态和刑事责任边界,应当转变一刀切、等同化的认知模式,采取类型化、个别化的处置模式.依据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积极性、主动性程度,可以将其帮助犯罪的行为划分为对犯罪行为的单纯不作为帮助、对犯罪行为经责令改正后仍不作为帮助、对犯罪行为的作为帮助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澄清网络直播平台帮助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形态与具体边界.虽然,在刑事责任形态上,网络直播平台单纯不作为帮助行为应当承担所帮助犯罪的共犯责任;经责令改正后仍不作为的帮助行为,应当承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正犯责任;网络直播平台作为帮助行为,原则上应当承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责任,例外的应承担所帮助犯罪的共犯责任.但是,在刑事责任追究上,如果网络直播平台的单纯不作为帮助行为成立中性业务行为的,经责令改正后仍不作为帮助行为在正常运营上缺乏义务履行可能性或者在技术上缺乏结果回避可能性的,以及作为帮助行为符合不追诉条件的,应当阻却对网络直播平台的刑法处罚.     

社会工作者助人行为的比较研究

社会环境影响着主体行为,不同的社会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主体行为。但是,我们通过对上海市两个社工组织及其社工人员的调查发现,在不同的组织环境内,作为行动主体的社会工作者却有着极为相似的行为取向,社会环境之于社会主体的关系解释在这里遇到了困难。重新审视两位社会工作者的行为,我们发现,社会工作价值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两位社工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内化为自己行动的本源,才使他们克服了组织环境的差异而表现出高度一致的助人行为。      

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县域助孤活动研究

中华民族素有慈幼恤孤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传统美德。除了政府层面的政策性扶持外,还需要社会力量组织开展各种助孤活动。要从做好孤儿摸底工作和对外组织资源、组织好对接工作、搭建助孤体系、强化反馈跟踪和动态调适等方面开展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县域助孤活动。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若干问题探微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系现行刑法增设的新罪名。刑法学界就该罪名中“帮助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等基本概念存在较多歧义。本文就有关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概念、客观方面、主体以及适用上的若干较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以党员导学制为载体创新高校学生党组织先进性建设

高校学生党组织先进性建设是高校党建的核心内容,面对新形势,如何创造性地开展这项工作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党员导学制是用教师党员引导学生党员,以党员学生为龙头带领非党学生勤奋学习、全面发展.以科技创新导学、考研导学和网络导学等形式把党员学生摆在学风建设 "领头羊"的位置.     

汉代社会的孤儿救助形式

汉代社会福利诸形式包括对孤儿的抚养救助。执政者多有对“孤”赐帛、赐粟的政策,法律也有关照“婴儿无父母亲属”者的规定,民政事务中的“慈幼”原则也要求“养孤”、“矜孤”。当时民间对孤儿承担了一些抚养责任,而亲族成员的相应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无子的家庭也可以依照法律收养孤儿。这些情形都对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有积极意义。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思考与探索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学生党员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强大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如何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增强学生党建工作的时代感并加强针对性、主动性、实效性,是高校党务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为此,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要与学校学生工作相结合,建立学生党支部灵活运行机制与党员继续教育机制,并落实“党建带团建”的机制。     

人格变量的性别差异述评

有关性别差异的假设在许多研究报告中都有所呈现.尽管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领域,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者们还是已经探察了许多人格变量的性别差异.如今,使用元分析技术,心理学家们对于性别差异有了一定的认识.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助人行为、移情、攻击、从众等方面都没有显著的差异,以往研究从效度来说是存在问题的.     

对高校助学贷款的几点思考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出台 ,是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迈进过程中 ,政府和银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 ,但实施效果不佳。试图分析国家助学贷款难以实施的原因 ,探讨确保顺利贷款的有效措施。     

高校特困老人成因及帮扶机制的初探

"高校特困老人"中"特困"一词不是指特别贫困,而是指高校老人在生活与精神慰藉方面的特殊困难,包括生活自理、生活照料、精神抚慰、医疗护理的困难等等。造成高校老人的特殊困难有社会原因、家庭原因,更有其自身原因。完善对有特殊困难的高校老人的帮扶机制是缓解高校老人特殊困难的有效途径。     

探析体操教学中教师的站位和帮助手法

体操教学中，保护与帮助法是教师的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手段。教师在教学中有一个正确的站位和具备合理的帮助手法，从而对学生进行准确、及时地保护与帮助，是成功的前提。否则，不仅起不到作用，有时还可能妨碍练习者完成动作，甚至造成伤害事故。本文针对体操学科的教学特点，阐述并分析了教师在教学中如何选择合理的帮助保护位置，以及怎样采用相应合理的帮助手法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