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儿童剧的一段回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在香港主编的《新儿童半月刊》被迫停刊。1942年春天,我们杂志社的同人和社长曾昭森共四个人,撤退到桂林筹备复刊。到了桂林,我看到救亡戏剧运动蓬勃发展,觉得应该提倡一下演儿童剧,便想把原来刊登在《新儿童半月刊》上我写的两个儿童剧本拿来上演。一个是《中国小主人》,写的是一个地下游击队的儿子的故事;另一个是《国庆日的礼物》,是写两个爱国的小孩子的。那时我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桂林对我一切都是陌生的。要上演儿童剧,除了心头一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留美经过1942年2月我从桂林回到重庆,同行的有一位从香港逃出来的美国华侨朋友黄子秀。黄说太平洋的交通已被阻塞,但仍可乘飞机绕道非洲、南美到美国。因此我到重庆后,仍积极准备赴美留学。白崇禧表示支持,给我用军委会秘书名义领官员护照出     

“桂林文化城”思忆

归来:又一是番新气象1941年2月28日,桂林《救亡日报》被迫停刊。3、4月间,党组织我们分批撤到了香港,一部分人留港创办《华商报》,一部分人转到敌后新四军去了。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只打了十七天就举白旗投降了。过了半个月,党开始组织大家离开香港,大部分人由东江纵队接应到游击区,分批回大后方去。我根据通知先到澳门,原来范长江主持     

在桂林的八年

抗战八年,我基本上是在桂林度过的。中间虽然去了香港一年,桂林沦陷后又在昭平黄姚呆了不到一年,其余六年多的时间都住在桂林。在抗战期间,桂林是大后方的一个文化城。若从某种意义来说,桂林在抗战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重庆。因为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控制下,对图书杂志的出版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而桂林的自由空气比较浓厚,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集中到那里。我记得的有:李四光、李达、胡愈之、陈翰笙、孟用潜、陶行知、陶孟和、张志让、欧阳予倩、夏衍、范长江,白鹏飞、田汉、梁漱溟、林励儒、邵荃麟、张友渔、沈志远、杨东莼、陈此     

怀念瞿白音

瞿白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想起和他的一些接触,禁不住的要写出来,使更多的人来怀念他。我第一次和他会面是1942年初在桂林新中国剧社成立不久,决定排演《大雷雨》的时候。他既是剧社负责人之一,又是导演。那时我还是演剧队     

在桂林的八年

(六) 再回桂林我于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后第一次流亡到香港。记得当时流亡到香港的文化人有邹韬奋、沈雁冰、陈翰笙、张友渔、范长江、廖承志、何香凝、柳亚子、沈志远、胡绳、夏衍、乔冠华、萨空了、徐伯昕、杨东莼、梁漱溟、廖沫沙、陈此生等人。金仲华早就到了香港,任《星岛日报》主笔;胡愈之则到了新加坡,就任陈嘉庚所主办的《南洋商报》的总编辑。香港沦陷后,我转道广州湾(湛     

政坛回忆

第七章雾都岁月1942年2月19日,我在李宗仁召集的广西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针对桂南会战中广西政局表现得非常不好的情况,狠狠地批评广西地方当局一顿。黄旭初虽然容忍下来,但他对我不高兴。刚巧在这个时候,黄同仇从重庆返抵桂林,他将辞去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前往安徽工作,他离渝前见到新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张治中,张托他向我致意,希望我去重庆一谈。因此,我于2月25日从桂林飞渝,不料自此一去,就在雾都待下来了。     

一个版画家的战斗历程——记我爸爸黄新波在桂林的片断

我爸爸新波第一次居住桂林的时间是从1939年5月至1941年2月,共一年零九个月。1938年夏在广州,党组织指派司马文森、石辟澜和新波进入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即宣传组)工作。那时,正是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侵略的时候。新波他们成立了秘密党小组,在宣传组内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以文字和绘画的形式,出版各种刊物,如《抗战画报》、《小战报》等等,旨在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鼓励人民大众和国民党爱国人士在民族危难当头团结一致,抗日救亡。但时过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愈来愈害怕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强大,便从1939年初开始清除异己。翌年4月在曲江,新波与司马文森、石辟澜、叶兆南(即孙大光)等五、六人同时被第四战区政治部清洗,5月初,党通知他们撤退到桂林继续战斗。     

叶挺将军在桂林二三事

皖南事变后,1943～1944年间,叶挺将军曾一度被软禁在桂林。当时李济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叶将军名义上被称为“高参”,实际上是行动受监视的政治犯。我原来是广西大学教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解聘。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流亡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沦陷,我又逃回桂林。国民党企图截断我的生活来源,当时虽有几间大学要邀请我去任教,但都被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阻止。我只能在桂林以卖文为生,用笔名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勉强维持生活。当时我住在桂林郊区花桥附近六合路的几间破落平房里。一天,忽有一个身体魁梧、军人模样的人来访。他手里拿着手杖,自称是叶挺。我和叶挺将军过去虽然从未会过面,但他的鼎鼎大名,我是景仰已久的。见面之后,我们就毫无拘束地谈起来,真所谓一见如故。他要求我带他去看望柳亚子先生和邵荃麟同志,我立刻就陪     

何其芳在重庆的三组杂文

一九四四年四月我曾到重庆去过一次,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回延安。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以后,我又到重庆去工作,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撤退为止。这两次在重庆的时候,曾为了《新华日报》副刊和其它杂志副刊的需要,写了一些杂文。现在编起来,就叫它《星火集续篇》。     

关于“给新四军汇款”一事

最近在《学术论坛》1981年第5期读到杨铁如同志写的《李济深在桂林二三事》一文后,使我知道了当年发生在桂林的追捕给新四军汇款一案的当事人得免于难的内情。我是此案中敌人追捕的当事人,现对此事略作补充。1940年秋,我们从重庆来到桂林。我爱人邵公文是生活书店总店调他来负责桂林分店工作的。我们初到桂林,就在离生活书店不远的三户图书社楼上暂住。三户图书社是冯玉祥将军和生活书店合办的书店,经理是贺尚华。1941年初夏,组织上安排我在三户印刷厂工作。     

聂绀弩在桂林

绀弩是1940年4月间应《力报》之聘编该报的副刊《新垦地》,由金华到桂林的。《力报》是由湖南邵阳迁来桂林的。当时的创办人张稚琴和总编辑欧阳敏讷考虑到一个新创办的报纸,要在象桂林这样的文化城争取读者,需要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副刊,这个副刊必须由一位著名作家来主持。他们设法找到张天翼,由张天翼辗转介绍绀弩去。抗日战争前绀弩在上海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以鲁迅先生为后援,成为当时著名的报纸副刊之一。他愿意去,《力报》当然是非常欢迎的。皖南事变前夕,整个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处心积虑地搞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了。仅仅由于蒋、桂之间的矛盾,桂林多少还保持     

萧红致华岗的六封信

<正> 一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致华岗西园先生: 你多久没有来信了,你到别的地方去了吗?或者你身体不大好!甚念。我来到香港还是第一次写信给你,在这几个月中,你都写了些什么了?你一向住到乡下就没有回来?到底是隔得太远了,不然我会到大田湾去看你一次的。我们虽然住在香港,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住在外边,尤其是我,好象是离不开自己的故土的。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所好的是文章倒底写出来了,只为了写文章还打算再住一个期间。端木和我各写了一长     

关于桂林文化城的一段回忆

桂林山水甲天下,在我国历史上一向就很有名。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一段。那时桂林曾一度成为当时西南一带的革命文化中心,军事、政治重镇。桂林之所以会一度取得这样重要的地位,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客观方面,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国民党政府迁移到重庆,因此同广东、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安徽、上海一带的联系,都要通过桂林,甚至经香港等地与国外的联系,也以走广西这一路比较近便。其次,当时国民党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坚持抗战和支持抗日民族     

陈独秀的名、字、生年和留学学校

陈善学同志所撰《五四时期的几个历史人物》(《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提到陈独秀的经历,其中有云:“陈独秀(1880——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到日本留学者日渐增多。这时,陈独秀也去日本,在东京大学学习。”我见到过一个第一手材料,可以补充和订正这些记载。     

40年代初对甘肃工业发展的设想

为配合抗日时期经济建设,发展西北经济,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曾于1942年指令由21名工业界专家及技术人员组成西北工业考察团,从1942年9月21日从重庆出发,到陕、甘、宁、青、新五省考察,历时170余日,行程1万4千余公里于1943年2月12日返回重庆。团长林继庸写有《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报告》,现将有关甘肃部分摘要如下,对于民国经济史之研究和今日甘肃之发展,或有裨益。甘肃省“地势重要,握宁、青、新三省之交通枢纽。故言开发西北工业,则兰州可为开发西北工业之筹备处,举凡设计进行,人才召集、货物运输,均须以兰州为中心。故该省之工业亦须充量发展,方足以达此     

论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桂林文化城是指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之后至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之前这一历史时期的事情。它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的,从上海、北平特别是广州、武汉陷落之后,许多的文人学者纷纷云集桂林,于是桂林便成了当时国统区的文化中心。皖南事变是一个转折,由于桂系参与皖南事变,一大批文人志士被迫离开桂林去香港或海外,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便转入了低落时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     

《重庆社会科学》首届学术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正> 2008年6月11日,《重庆社会科学》首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重庆社会科学》在京学术委员、主办单位领导、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方面代表等30余人应邀出席。会议由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重庆社会科学》首     

从读者到作者

从读者到作者宾长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从相识到相知，从读者到作者，我与《社会科学家》的交往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了。我初识《社会科学家》时，还是一个在读研究生。那时，我在桂林学习，有同学极力推荐《社会科学家》杂志。乍一听，名字不凡，又是家乡人自...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茅盾先后五次到香港:第一次(1937年12月底——1938年元月初),茅盾从上海取道香港,经广州到长沙。第二次(1938年2月底——1938年12月29日)茅盾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第三次(1941年8月中下旬——1942年1月9日)茅盾在香港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炮火。第四次(1946年4月13日——5月下旬),茅盾在香港为和平民主建国而大声疾呼。第五次(1948年1月——1948年12月)茅盾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在香港迎接新中国的曙光。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是他整个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研究、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