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学”的概念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以来,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使"澳门文学"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其实"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它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并将在完善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现状

一部客观完整的＂民国文学史＂既需要关注＂新文学＂,也需要关注＂旧文学＂,对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梳理,对民国时期作为古代文学延续的旧体文学如诗词、戏剧、小说等的研究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都将有利于我国文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和繁荣。     

布迪厄“文学场”的理论视野及当代价值

布迪厄运用文学场的阐释架构,将文学艺术形式和社会机制联系起来,批判从内部或外部的孤立视角来切割文学和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关系,重视文学的自律性特征,试图以某种关系主义认知模式摆脱本质主义思考,超越文学研究中的种种二元对立,将作品置于科学的客观化考察之下,达到对作品的科学认识,为当下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起源时期的巴西文学与葡萄牙文学

巴西曾经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因此起源时期的巴西文学深受宗主国葡萄牙文学的影响,几乎是葡萄牙文学在巴西的翻版.本文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视角,结合丰富的文学史料和作品分析了16～18世纪之间巴西文学和葡萄牙文学的渊源关系.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透过“文学终结”看文学的未来

新世纪伊始,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提出了"文学终结"论,在我国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质疑的声音亦有之。"文学终结"论的提出,不只引发了中国学者对文学的思考与讨论,更让此观点的提出者希利斯·米勒陷入了困惑,一方面他认为电子传媒时代的到来,将对文学产生极大的冲击,文学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他以自身的阅读经历为据,承认文学并未走向终结,它依旧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米勒对待文学前后矛盾的态度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关注电子网络时代我国文学和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在思考文学未来的发展走向时,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说明了文学有其存在的特性和价值,启示人们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文学的现状、憧憬文学的未来。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文学研究的“钟摆”与“制动”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使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释“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自高尔基以来不时地为人们所提起,虽然过去偶有几位学者作过一些论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学界对此所引起的注意力还远为不够。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到底人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人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意蕴是什么,其对于认识"文学"之现象与本质可提供什么样的启示,等等,显然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理论话题。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认识你自己":一个文艺学研究的根本命题

文艺学研究的中心是人的问题。“认识你自己” ,这是打开艺术殿堂之门探讨文艺的特点、规律的金钥匙。随着人类对自己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文艺学也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呈现出新的形态和面貌     

从古典文学研究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思维转变

从当前学术研究现状、文学历史价值以及理论思维方面来看,我们要从古典文学研究向古代文学研究转变.而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要从学术思维上开端,首倡涵贯思维.在一定哲学根基上提出的涵贯思维对古代文学研究有着打破僵化的界限、融通古今中外的指导意义.     

文学的生态化走向——关于生态文学的思考

生态文学是在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伴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而诞生的一种新型文学形态。它是生态学与文学相互扩张渗透的产物。生态文学以语言艺术构筑的形象,抒写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与未来,表达人类应有的对待自然的伦理信念、情感态度以及行为规范,引领人们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理想境界。生态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势必造成文学生态的诸多变化,如文学精神的重新审视和定义,文学史、文学创作和批评规范的重新确立,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的革新和演变等。这些变化既是文学家和学者研究的新课题,也为文学领域的拓展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带来契机,呈现给读者的将是新的审美视野。     

中国主流文学与"弘扬主旋律"文学问题论略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文学现象,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深入揭示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文学的历史必然与政治优势,从而,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健康发展.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     

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世纪末"意识

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之交在俄罗斯出现了所谓“世纪末”文学。“世纪末”文学这一术语中的“世纪末”不仅含有时间的意义,还含有政治和宗教、文化的意义。“世纪末”意识是对苏维埃时代的末年和２０世纪末年俄罗斯民族和社会转型引起的生存危机的感受和认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俄罗斯文学中“世纪末”意识主要表现在:“世界末日”大灾难的思想－感情、面对“末日审判”进行反思的思想－感情和摆脱危机获得复活与再生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