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天人关系:中国古代人学的本体基础

哲学的本质是人学。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一套人学理论,"天人关系"是其本体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有三个层次：1．"绝地天通"的人神关系;2．天人合一的人与自身的关系;3．天人相分与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绝地天通是统治者垄断了人与天（神）的交通;天人合一则经历了从效法说到一体说的演变,有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过渡,也有作为本体的和作为过程的天人合一的两重含义。     

人神遇合及其文化探源

作为古典文明的重要形态之一，呈现于不同历史阶段当中的，以叙事文本为主要载体的人类与神性集体之间的交流、逢遇，是人类自身伪托神秘力量而达成的虚幻式满足。人神遇合虽然展示出了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神之间的微妙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不失为人类被规训之下生命激情的展示及释放。从文化根源来看，以人神遇合为主题内容的神异叙事的生成，大致经历了从万物有灵到人神混同、从绝地天通到沟通人神两个重要的前发展时期，而绝地天通之后的人神沟通，使得人神遇合文化更具社会性和人文性。     

"民本"观念彰显——周公对颛顼"绝地天通"观念的修正

鉴于民神杂糅带来的弊端,帝颛顼通过"绝地天通"将天地交通的权力垄断集中,一方面固然消除了"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的弊端,但王权的膨胀却易导致对民生的忽略.周公的"天命观"对于颛顼"绝地天通"观念乃是一个修正,一方面延续了对天地交通权力集中的观念,另外一方面又将民意视为天命对王权加以限制.这一修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夏代对秩序正当性的追寻

人是群居生活的动物,要确定群居的秩序,即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有两个：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夏代之前的政治秩序主要是由血缘关系决定,其原始信仰是自发性的,不带有人为性。随着“绝地天通”事件的出现和由“禅让制”转为传子制度,政治秩序和信仰都掺入了人为因素,人伦成为决定政治秩序的基础。夏代的人伦虽然不同于周代的宗法人伦,但它已经为未来中国人的道路指出了一个方向。     

女人和不死药关系的始末

古神话和后起的仙话的重要歧异在死与不死。初民认为,“古代所有的神都住在地上”;神是“十分现实的人物”,喜怒哀乐无异常人。在我国上古,大巫颛顼“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前大致如此。故而神也有死;仙则反是,长生不老,万寿无疆。奴隶制社会中晚期,某些人出于对死的恐惧和生的诱惑,幻想出仙人和成仙之道。仙话作为古神话的不肖之子,应运而生。     

时间秩序与大规模协作式农业文明的起源

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从多源走向一元所形成的文明体性质存在诸多争议,是否是“大协作式”文明体是其中之一.吉登斯等从时间秩序角度解释了“协作”的含义,对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启示.农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协作计划”,而农时的传播能在多大空间内传播,使不同文明区保持农业生产同步,则为协作规模大小的标准.中国早期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时间秩序,从颛顼的“绝地天通”开端,一直发展到《诗经》的“远犹辰告”初步实现,最终实现了中国早期农业文明“千耦其耘”的大协作劳动局面.     

传统司法中的“能动”主义及其价值——以情理法为视角

中国古代大量存在着据情理断案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法律制度根源.从情理法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司法中“能动”主义,发现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传统礼制之下的统治秩序与和谐,而且根植于普通民众所认同的“天理、人心”的观念之中.考察传统司法“能动”主义有助于我们发展和反思我国当代能动司法的价值追求与实施方式.     

略论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神”观念及其政治知识化

从文明进展的角度来说,“神”的发现是先民观念世界中的重大突破；从政治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神”观念的出场具有重要的政治知识意义.族群生活形态与“神灵世界”相互交织、相与为用,族群生活及其进展推进了“神”观念之发展及其成熟化.“神灵世界”的成熟化,从其知识后果来说,即意味着“神系政治知识”之逐步确立.“神系政治知识”展开为四个方面,即“想象的共同体”之建立、“神”与“人”之间的非对立形态、“神”与“人”之间确定而不均衡之联系、“神系”与“权力”观念的相互发明.“神系政治知识”的独特内涵与气质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政治知识的后续发展.     

由“巫”到“易”——中国上古思想嬗变的核心主题与内在逻辑

首先,“由巫到易”可被视为我们对于“中国上古思想嬗变”所做的基本理论预设,而此一基本理论预设旨在阐明中国上古思想的嬗变主要是循着中国上古农业、中国上古氏族体制与中国上古巫术此三者的交织关系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其内在逻辑则是“巫”的内在理性化而为“易”,此过程因其内在理性化而由一种主要是属于“巫”的原始信仰系统逐步演进并趋向于一种主要是属于“易”的原始观念系统,此即易学系统;其次,此种“由巫到易”的内在理性化转化直接导源于颛顼氏“绝地天通”对“巫”职能所做的规范化改革这一标志性事件,因其让神权从属于政权,这一点对后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与中国宗教发展史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这一“事件”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鬼神)问题的基本思想倾向。再次,“由巫到易”此一内在理性化转化过程发生之深层根源实为中国先民在中国上古农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血缘宗法与集体协作的重视以及对于神权从属于政权(王权、君权)的肯认。最后,中国上古思想之嬗变,由一种属于“巫”的信仰系统经颛顼氏“绝地天通”规范化改革而逐步演进,于殷周之际成为一种“易学系统”,此种“易学系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则进一步被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