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料·史实——谈谈前近代中日两国锁国政策的比较研究

经过多年探讨,笔者2003年出版的专著中明确指出:"中国的闭关锁国是实质性的,有着深厚的经济文化根源,因此难以形成近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基础;而日本的锁国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却是开放的,并由此培育出适应近代化要求的社会基础."而贾秀梅、郝士宏的<近代前中日两国锁国政策的比较研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第19卷第9期,2007年9月)一文,将这一核心结论用在了其"内容摘要"和"结论"之中.在刊发其书面道歉的同期刊物上,笔者特发此文,廓清事实,并备后查.     

近代前中日两国锁国政策的比较研究

新航路的开辟启动了全球化浪潮，西方文明开始崛起。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日两国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和万事太平，在进入近代前都曾有过一段相当长的锁国时期。比较两国的锁国政策，可以看出：中国的闭关锁国是实质性的，有着深厚的经济文化根源，因此难以形成近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基础；而日本的锁国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却是开放的，并由此培育出适应近代化要求的社会基础。     

贾秀梅、郝士宏的书面检查

我们在本刊2007年第9期发表的论文《近代前中日两国锁国政策的比较研究》一文，文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和部分中日史料出自高淑娟、冯斌著《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具体如下：     

浅析日本锁国体制下的“窗口”及其作用

德川幕府时代基本上可称为锁国时代，在此期间，幕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不时根据时势的变化做些调整。在锁国政策的长期演变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原因，荷兰和中国“有幸”成为日本面向西方和东方的两个“窗口”。两个“窗口”的存在对日本产生了积极影响，兰学作为有日本特色的启蒙运动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窗口”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锁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中日两国锁国体制的不同是造成近代两国不同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寻租、市场转型与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刘欣先生商榷

刘欣先生于2005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第4期,以下简称《基础》)和《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第5期,以下简称《制度》)两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新颖而独到的解释——“权力衍生论”,并根据2003年取自武汉的抽样调查资料对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笔者在细细品味两篇论文之后,认为“权力衍生论”的某些论证环节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在此希望就以下几个问题与刘先生商榷。1.寻租行为在社会分层机制中的作用:是“获利…     

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

“江户锁国论”在日本史学界流传已久 ,然而这种表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江户幕府“锁国”的目标仅仅在于铲除危害其统治的天主教信仰。关于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锁国体制”下全面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一环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历史事实是 ,在江户时代 ,除与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 4 8种之外 ,有关西方的书籍大量流入日本 ,从而促发了日本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思想的兰学运动。江户时代 ,除抵制天主教之外 ,不但没有割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近代文化。“江户锁国论”的传统认识影响了人们对江户时代整体评价的客观性     

也谈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兼与钟兴瑜商榷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问题,最近在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上发表的钟兴瑜的《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定性辨析》一文(以下简称“钟文”),就很有代表性该文认为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是不科学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我认为,钟文所涉及的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的探讨。所以,笔者不怀浅陋,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历史研究的新视野——“近代中国 ‘民众动员’ 的社会观念” 研讨会补记

历史研究的新视野——“近代中国‘民众动员’的社会观念”研讨会补记罗志田最近见到沈松平先生关于“近代中国‘民众动员’的社会观念”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综述（《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感觉其在对会议的立意方面，似尚言有未尽。记得当时许多与会者在讨论中...     

祝大椿生卒年补正

祝大椿是我国近代最早一批创办实业的企业家。《辞海》祝大椿条记其生卒年为:(1855～? ),根据笔者考证,其生年有误,卒年则完全可以补上。关于祝大椿的生年,苏州吴县祝墓碑碑文记为。“清咸丰六年丙辰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元1856年12月9日。《辞海》:将其生年定为1855年的根据有两:一是据1908年出版的《商埠志》所记祝大椿“1872年17岁时来至上海”而推定的。(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959页)因为将17岁当实足年龄计算,没有考虑到我国原来以虚岁记年的习惯,所以这种推断是不正确的。另一个是根据祝大椿次子祝伊孚的回忆(《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07页)。其实,祝伊孚在接受访问时,只是在其卒于1926年的基础上扣除“享年七十有一”,推算出生于1855年的结论,同样也没有考虑到按虚岁计算的习俗,所以这个结论也是有误的。根据墓碑碑文所记,祝大     

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与军阀政治的产生——兼向刘晓同志请教

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与军阀政治的产生———兼向刘晓同志请教邓正兵军阀政治是近代中国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形态。刘晓同志的《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一文（载于《学术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６期）对军阀政治的起源及其最主要的特征，作了一个初步的探索。笔者同意刘晓同志...     

再谈《诗经·周南·葛覃》——答翟相君同志

我曾写有《两千年前女奴诗——浅谈《诗经·周南·葛覃〉》一文(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翟相君同志著文《〈周南·葛覃〉的时代和地域》)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对拙文所谈《葛覃》一诗的时间、产生的地域,以及全诗的诗意提出质疑,现答复如下,以就正于读者和翟相君同志。拙文旨在说明《葛覃》一诗是女奴作的,对其产生的时间和地域未详细谈及。在时间问题上,只是从“大数”上讲,“两千年前”。翟相君同志认为是“东周前期周王室的诗”,其具体时间,“在公元前770年——前600年之间”。我认为从“大数”——“两千年前”讲,无论是“东周前期”的诗,或“西周末东周初”的诗,都无矛盾,并无错误。如果要谈产生的时间,我同意金启华先生的说法,“《周南》十一篇诗中,都无事实可考,     

读者·作者·编者

编辑同志: 读李文初同志《释王勃诗中的“儿女”》(贵刊1981年第1期),感到把“儿女”一词只解释成年轻的女子,似不太妥当。唐诗里使用“儿女”一词很多,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例如,杜甫《赠卫八处士》,有“昔别君未婚,儿女已成行”之句。很难想象,卫八处士的孩子全是“年轻女子”。到了近代,儿女的用法固然有专指女性的(如毛主席诗《为女民兵题照》),但也有兼指男女的。例如,孔厥、袁静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的“儿     

从媒体中再现历史:报刊史研究的新思路——评侯杰教授《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

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以公正敢言而闻名。它在近代中国享有崇高的声誉，与《申报》并为南北报界的两朵奇葩。《大公报》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兴革与嬗变。因此，《大公报》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宝藏”。遗憾的是，以往史学界对《大公报》的研究多集中于1926年以后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对于早期《大公报》及其创办人英敛之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探讨。新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侯杰教授倾尽多年心血完成的力作《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填补了此项…     

也谈孙中山“社会革命”说──和张海鹏先生商榷

笔者近读张海鹏先生的大作《孙中山“社会革命”说正义》（刊于《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颇受启发。但笔者认为，张先生此文中还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特撰此文，以求教于张先生。一、关于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张先生文中日：“轻易将孙中山的‘社     

朝鲜实学的“近代指向”及其现代研究的转换

朝鲜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新兴市民意识的觉醒，再加上影响日大的“西学东渐”和明清实学的影响，是朝鲜实学“近代指向”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渊源，正因为朝鲜实学具有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前进方向的启蒙意识，所以成为朝鲜古代文化通向近代开化思想的中介和桥梁，成为促进朝鲜走向近代化的思想动力。而面对当代社会的转型与挑战，韩国实学除了继续完成“近代指向”的历史使命外，还必须担当“近代克服”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并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开创出实学研究的新局面，建构反映时代精神的现代“新实学”。     

滇案议

滇案议郭大松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马嘉理事件”，１８７５年初发生于云南边界，故亦称“滇案”。“滇案”引起中英交涉长达一年半之久，导致《烟台条约》量签订。关于“滇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最终结果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史学界已备述详尽，但对其直接原因和围绕此...     

孝道·社会公德·精神文明

《法制导报》八五年第十三期所载《黄泉路上一怨魂》、《忤逆子 慈母泪》两文,一叙女儿虐待致死养母,一写儿子贪钱拐卖亲娘,读之令人发指,思之使人愤慨。此等劣行,禽兽不为,何况人乎?由此想到,中国传统“孝道”中之合理部分,仍有提倡之必要。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素讲“孝道”。“孝道”者,尊敬老人,赡养父母之谓也。     

《楚辞·远游》篇試解

一、《远游》是仙真人诗,是天学吗? 怀疑《远游》不是屈原所作,从近代始。近代学者中有这样的怀疑,从廖平始。廖平以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他以为“《秦本记》,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自呈撰,年湮代远,遗佚姓氏。及史公立传,后人附会改捝,多不可通。”“著书諱名,文人恒事。使为屈子一人拟撰,自当整齐故事,扫滌陈雷,不至旨意緟复,詞語参差若此。”又说:“《楚辞》为《诗》之支流,其师说见于《上古天真论》,专为天学,详于六合之天。盖圣人于六合     

场·同归于尽·可持续发展

在拙著《同一论》中，我否定了矛盾双方在斗争中有“同归于尽”的可能（《同一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l页），而杨志军先生在《环湖崩溃》一文中说：当人类对自然（主要指地球）征服到一定限度、地球失去了存在依据时，“于是人和自然，同归于尽”。对此我又颇有同感。这是否会否证《同一论》的前述观点呢？如果没有否证，那么两种观点的区别何在？各自成立的依据何在？我在《同一论》中认为矛盾双方不存在同归于尽，是因为：（1）在异范畴矛盾（如内容和形式）中本来就不存在同归于尽的任何可熊。（2）在同范畴矛盾（如无产…     

对“个人所有制”要作辩证的理解

在对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进行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这种“个人所有制”不是公有制的同义语反复,也非重建个体所有制,而是对个体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的“自主活动权利”的保留,通过改造使其在公有制基础上得到发展(余陶生:《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新探索》《江汉论坛》1991年第2期,下称“余文”)。持相反的看法的同志认为,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个人所有”(杨胜刚、胡艳超:《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的“重点个人所有制”》《江汉论坛》1991年第3期,下称“杨文”).二文都反对“个人所有制”是公有与个人所有的混合。本文就上述看法提出商榷。马克思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对自然占有”进行科学分析时,将生产及其社会形式所有制纵向地抽象为一般与特殊;说到个人及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