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与“三德”建设

纵观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求利者的求利行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白色”求利行为。即在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政策指引下，依靠科技、信息优势．发挥经营管理才能．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经济利益。二类是“灰色”求利行为。即不通过从事直接或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而依靠某种特殊机巧获取经济实利。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炒股、食利，即获取巨额存款利息、利用价格双轨制形成的国家计划价与市场调节价的落差获利等。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一般分析框架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实,分析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其分析框架包含的要素主要有：条件分析、制度环境分析、制度供求分析、路径依赖分析、方式分析、绩效分析等。     

浅析经济转型期企业会计行为优化的理性思考

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后,会计实施中 的非理性行为越来越多,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对经济发展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如何规范企业会计 行为,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规范企业会计行为的途径有:完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 构,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科学的外部会计监督机制;完善法规制度并严格执法。     

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的原因与控制

我国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是转型期社会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的表现.具体来说,一些社会群体和个人的非公正性利益受损,是转型集体行为的根本原因.主要有制度更替过程中的矛盾与失调、政策与决策的失误、权力腐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等所造成的非公正性利益受损,致使利益受损者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来发泄挫折侵犯性情感.因此,通过制度建设(包括法制、社会保障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等)实现社会公正和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阀机制,是集体行为控制的根本措施.     

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生发逻辑及矫正路径

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以及有些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关注不够,使一些农民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传递与反馈,产生了非正常上访、群体性抗争以及关系网络表达等非制度化行为.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仅危及农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实现与增进,也威胁到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为此,必须完善与拓展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素养、引导与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使农民依法、理性表达合理诉求.     

构建良性互动的合理政商关系

社会转型期我国政商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官员权力寻租空间大、官僚作风重、民营企业家存在权力依附与权力俘获行为。传统的关系文化、陈旧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是导致政商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建构良性互动、规范合理的政商关系,需要借助制度化和法治化改革的力量,做好制度改革的"加法"与"减法",拓宽民营企业家制度化参与渠道,搭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法治框架。     

权力资本配取的倾向与调适

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利益冲突，造成政府行为不规范，导致公共行政发生偏移。表现为政府行为部门化，部门行为利益化。“两化”倾向的存在加大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因此，必须调适政府行为与部门行为的非市场规则倾向，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     

改革与社会利益约束机制

一社会的生机活力,来自广大利益主体对利益的积极追求。但若不对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进行适当约束,这种积极性就不可能实现或完全实现为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推动力,而会成为破坏力、离散力和阻碍力。 利益约束的核心在于约束人们的求利方式。只有形成了社会利益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在约束人们的求利方式上,取得长期、稳定和良好的效果。社会利益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形成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宏观、中观及微观机制,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预防和减     

论企业经济行为的伦理限度

长期以来 ,在企业伦理建设方面 ,人们一直十分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究和研讨 ,却忽视了这种社会责任的植根土壤和“条件极值” ,甚至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搁置于企业追求自身利益合理合法的行为之上 ,没有真正寻找到企业经济利益增进与道德素质提高的切入点 ,其结果难免流于空谈。因此 ,要想建构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企业伦理理论和规范体系 ,正确确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点 ,有必要首先弄清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基础及其伦理限度。一、求利———企业经济行为的内因驱动　　什么是企业 ?企业因何而存在 ?这是研究企业一切经济行为的逻辑…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 ,不仅要解决原有体制下的弊端 ,同时还要面临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问题的挑战。转型期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存在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的不均衡、制度供给不足、弱势群体利益获得机制的不完善、利益协调不均衡等。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银行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探索

美国银行业不恰当的薪酬制度及其导致的激励失控是次贷危机的重要诱因.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中国银行业的薪酬激励也存在单边激励倾向突出、激励机制背离安全稳定等内在缺陷.中国银行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应当引入风险防范目标,以期在诱正利益相关者动机的同时规范其行为.     

转型期我国阶层结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

转型期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出现弹性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转型期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等几个主要社会阶层共同构成了我国当前的阶层结构。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存在的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及其所导致的各阶层间利益关系的失调,主要体现在当前愈来愈严重的贫富差距上。协调当前阶层间利益关系需要遵循几个基本原则,即适度差距原则、普遍受益原则和最低需要满足原则。     

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几点商榷

文章就物权行为实在论、虚构论与法定论诸观点进行了评析 ,指出物权行为作为法律事实在立法中予以确立的科学性、合理性。文章驳斥了法学界流传已久的一些误解。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理论不会导致交易中利益保护的失衡 ,该理论也不涉及第三人利益保护的问题。物权行为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在适用中也不产生规范竞合的现象。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与债权行为一样 ,其成立与生效都受法律行为规范的约束 ,所谓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纯为误解     

关于利益矛盾与社会稳定的思考

儒家文化传统中的“重义轻利”倾向在过去一直成为人们言利、求利、趋利的深层的心理障碍和文化包袱。市场经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利“时,却出现了利益观念和行为上的混乱,出现了群众利益心态的严重失衡。马克思毫不讳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城市化进程加速背景下的政府预征土地行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政府预征土地行为在不少地方广为流行。这种行为可能导致政府征地更加随意、土地资源浪费、城市化绩效低下 ;政府寻租与腐败机会增多、政府与农民利益关系激化 ;部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改变这一现状的可行措施包括 :明确土地产权 ,加强农民利益保护 ;加强对政府征地行为的监督、约束 ,提高其合法合理性 ;健全土地征用法规 ,规范土地征用行为 ;加强城市规划的统一性和有序性 ,等等     

政治制度何以生长秩序——兼论转型期中国政治制度完善的逻辑理路

政治制度以其反映基本社会共识、确认利益结构、调解社会矛盾和规范政治行为等具体途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秩序生长功能.合理政治秩序的生长依赖于按照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统一、效力和利益均衡等原则建构而成的政治制度.转型期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应以公正性、适应性和整合性为逻辑理路.     

和谐社会背景下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现状分析及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存在主体自我意识发育程度不高、体制性的利益表达机制渠道不畅通、非体制性利益表达方式频繁发生、利益表达客体的回应机制效率低下等弊端，要改革和完善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包括提高弱势群体的表达意识扩大其政治参与、完善体制内利益表达机制规范体制外表达机制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利益表达客体的回应机制。     

国企经理行为的可持续化研究

从当前国企经理人员的非可持续行为的分析入手，论述了影响当前国企经理人员的非可持续行为的经济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规范国企经理人员的行为，使得不利于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得到有效抑制。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剖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信访制度面临着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信访制度,为此,就要对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以便于矫正非制度化信访行为,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规范网络舆情预警活动问题研究

社会转型期的网络舆情事件增多,不仅降低了网络舆情涉事方的社会声誉,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网络舆情服务机构良莠不齐,导致网络舆情的研判、预警活动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对网络舆情预警活动的规范,成为社会治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规范网络舆情预警,需要规范舆情预警服务机构和社会管理部门的组织管理架构,以提高网络舆情预警的质量和效率;需要规范相关法律法规,将舆情预警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需要规范网络舆情服务从业者的行为,通过职业伦理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道德自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