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农村社区自上而下的国家性建构是有限的,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和动力应该是农民,可行路径应是政府“自上而下”与社区“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双轨制”意义下的参与式治理农村社区建设路径是试图整合政府“自上而下”与社区“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一种尝试.研究认为,此路径的实践利于促进农村社区内部民主建设,利于增强社区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利于塑造良性的政府与社区互动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价值链锻造方向选择研究

战略性新兴创新价值链锻造中,政府或企业可以选择两种战略,一是自上而下,选择创新价值链的制高点,从源头创新开始拓展到全链条创新;二是自下而上,选择创新价值链中端甚至低端位置,从模仿创新开始沿价值链攀升.以生物医药产业为案例的研究表明,自上而下战略享受高收益,但面临高风险等难题;自下而上战略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受所有权保护等限制,沿价值链攀升受阻.两种战略都需要有匹配的要素禀赋,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创新价值链锻造的研究发现,基于专业化分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可能相互依存、相融共生,两种战略相融共生的路径要求是开放式创新、创新集聚,在创新价值链锻造中,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创新是两种战略方向链接的关键.     

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模式

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 :“自下而上发起 ,自上而下推广” ,“自上而下发起并推广” ,“自下而上发起 ,自下而上扩展”。 2 1世纪中国在发展志愿服务时 ,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 ,继续发展多元的志愿服务模式。另一方面 ,要注重克服以往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的缺点     

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变形--西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有关研究简介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政策实施"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迅速崛起.研究者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取向,研究公共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为何走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两种取向逐渐走向融合,研究者也将注意力转移到政策实施机构间的合作上.     

自下而上“造社会”:梁漱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

现代化乃近代中国的绝对主题.和绝大多数时人主要关注自上而下政治权威的现代转换不同.梁漱溟坚持并且践行了一条自下而上从社会入手的另类现代化道路.的确,从"国家一社会"的视角看现代化,实际上包括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转型与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建构的双向过程.而中国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一再受挫.就因只单向度地注目政治变革,独立的、自治的社会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育,以至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言,梁漱溟自下而上"造社会"之现代化路径探索,值得珍视.     

论党内监督制度的完善

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主要路径,党内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党内监督的主体和对象之间关系的不同,党内监督可分为自上而下、平行和自下而上三种指向的监督。这三种党内监督分别体现了党内的集中、平等和民主三种价值导向。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必须围绕坚持自上而下、平行以及自下而上三种指向的党内监督并重这一总体思路。     

素质教育改革:理性纠偏与梯度推进

素质教育改革实施以来,素质教育发展成效显著,社会口碑明显改善。但与此同时,也有三个重要问题日益凸显,即行政考核的绩效目标背离了素质提高的本质性的目标,应试教育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不相符,自下而上实践动能与自上而下的组织实施难以对接。鉴于我国目前教育体制和基本国情,短期内素质教育只能作为提高升学率的一种补充手段,从教育管理和教学执行角度可以有效抒解;但从长期来看,需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理顺素质教育改革的体制机制,制定适合素质教育发展的梯度战略。     

积极公民何以形成: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国家与农民——以湖北、山东和湖南的五个村庄为研究对象

积极公民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既有国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还有公民个人因素.通过对湖北、山东和湖南的五个村庄的经验研究发现,积极公民的形成需要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行动,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行动.前者包括国家和政府对农村公共设施、产业发展等实施建设性投入,农民从中有较强的个人、家庭及共享公共设施的获得感;后者指农民参与、影响建设性行动并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行动和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行动是积极公民形成的重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在实践中要同步、同时实施,否则难以促进公民的积极转化.     

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制度分析

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本文结合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演变背景，对比分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城镇化发展模式，剖析了自下而上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制度创新、培育要素市场、合理布局和可持续发展几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     

对流模式下的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与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对流模式强调阅读过程中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模式的交互作用。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阅读课堂教学实践,说明了对流模式的运用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近四十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单项问题测量发展为多项目测量.在一个非常综合的层面,主观幸福感的多数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个人性格因素、环境与人口统计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关.系统化和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指数,能够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影响.     

社会自我批判机制中的人民主体作用及其引发的新时代深化改革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人体解剖"意蕴中"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社会自我批判包含"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两个环节及贯穿其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态势。前者是社会自我批判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辩证运动的两个环节;后者是贯穿在两个环节中的以国家权威批判和社会民众批判为现实运作的两种态势。人民是社会主体。人民群众根据自身利益既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结合中展开"批判的武器";又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结合中展开"武器的批判",从而在社会自我批判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挥着根本作用。反映人民主体作用的"人民主体意识"是社会自我批判中"至圣的神"。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深化改革只有在贯穿于两个批判环节的结合中,进一步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意识,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超越与回归:近代文化启蒙与中国古典传统--从谭嗣同、章太炎与李大钊的思想个案中寻找

以五四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 ,存在着种种可能性的陷阱。但是我们有必要将其内在的精神成分予以剥离。事实上 ,在野的激进主义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启蒙 ,不但不可怕 ,而且是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要的精神存在。它与自上而下的政治启蒙不可同日而语。     

基于科技治理的"省部科技共建"调控

省部科技共建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协调与管理府际间关系的一种新型科技治理模式,其治理调控内容包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沟通、中央政府的主导统筹与地方政府的协同配合、区域府际竞合的政策选择以及国家计划与共建机制的功能协调等四个方面。     

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与信任政治--以中国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为考察对象

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评价论视域中的社会自我批判论纲

马克思"人体解剖"文字中所体现出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相联系,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自我评价对于主体的自我肯定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权威评价和社会民众评价是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在自我批判中,主体揭示作为客体的主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否定意义并予以反思,从而在忧患意识中体现为一种进取精神。社会自我批判与社会自我评价相比较,具有更强烈的深刻性和实践意识。人民的社会主体作用体现在社会自我批判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及其相互作用中。由此,人民主体意识就成为"至尊的神"。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在本质上是社会自我批判,由此决定了其基本特点:先是"自上而下",然后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把社会转型理解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所经历的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这是我国社会自我批判的一个重大成果。在确立人民主体意识中深化社会自我批判,就需要把人民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中;而且体现"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中,后者对于数字化时代尤其如此。我国所处的社会转型决定了社会自我批判的深化,既需要在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中促进个体自我觉醒;又需要在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中"使人的世界"回归人自身。     

社会创新:价值与其实现路径

社会创新的价值在于释放社会活力、弥补市场与政府失灵、促进组织的整合协作与公民社会成长.但社会创新也伴随着自身概念的含混,创新初期正当性缺失等现实问题.我国应该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公民社会主体自下而上的运作以及中共发挥整合功能这三条交织在一起的路径实现社会创新的价值.     

现代西方政策执行研究的路径与意义

现代西方政策执行研究的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三十多年来,政策执行研究历经了三代自上而下研究取向、自下而上研究取向、两种取向的融合。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创制了众多新的政策执行研究范式,促进了政策科学的发展和政策绩效的提升。无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政策实践的角度,政策执行的研究都将被更为科学地推向深入。     

论法治与村民自治之冲突与调适

村民自治与法治作为我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冲突,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在治理范围上的冲突和作为"普适性知识"的国家法律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自治规范在治理内容上的冲突.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实行村民自治,我们需要正确划定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的边界,为村民自治提供成长的空间.同时,国家法律与自治规范需要进行双向的良性互动,以消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

本文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大量文献及前期成果,通过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分析,归纳了目前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总结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方式网络化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供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