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刍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邹平模式”代表了梁漱溟等“乡村建设派”学者发展乡村以引发都市的路径；而为学界长期忽视的青岛乡村建设运动则采取的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模式。“青岛模式”与“邹平模式”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各界对乡村改造与发展道路探索的两个路向：从乡村走向都市抑或从都市走向乡村。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与乡村的关系角度对青岛与邹平乡村建设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青岛乡村建设运动模式已经具有都市“反哺”乡村、城市文明“反哺”乡村文明的意涵。     

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叙事作为话语的建构分别呈现出复杂的情态。作为中国新文学有机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知青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新文学话语体系逻辑的制约;作为一个表现出浓厚的“代际”特征的文学现象,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姿态,表征出的是知青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环节的过渡性特点,预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重心根本性的转移：“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圣经文本烛照下《店员》的叙事模式探析

以圣经中耶稣的人物叙事模式为原型,结合犹太文学“负罪一赎罪”的主题特点,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出发,分析探讨了该作品中人物叙事模式的特点,揭示了作品中主人公由死亡走向复活的人物发展模式。     

现实一种:商业化时代的乡村女性

当下女性文学存在着亲近都市疏离乡村的写作倾向,作为尚欠缺言说能力的乡村女性,成为女性文学中的缺席者,她们的现实生存和文化困境被普遍忽略了。铁凝、方方、严歌苓的有关商业化时代中乡村女性命运的小说,弥补了这种缺席与忽略,既拓展了女性写作的叙事空间,又揭示了作为现代化的表征———商业化所隐藏的男权中心的本质,以及对乡村女性的压榨。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电视谈话节目的仪式建构——以《非正式会谈》为例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得到全球响应,针对如何将构建“共同体”落脚到传播实践的议题,受到广泛关注。我国电视谈话节目《非正式会谈》,是跨文化仪式建构的创新尝试。借助互动仪式链分析发现：电视谈话节目的跨文化仪式由空间、人物与议程三要素构成。通过要素间相互作用,得出节目仪式的建构路径：以阐释达成文化共识;以对话赋能情感连接;以在场促成行动转换。最后,将节目仪式的建构,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传播中,提出“构建平等的文明对话平台”“选择容易引起共情的叙事视角”与“培养具有中国在场经验的世界公民”的思考。     

从《影》到《满江红》：古装电影中的小人物意象建构

小人物通过自身抗争并获取胜利是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叙事模式。从历史宏大叙事到聚焦个体叙事的过程中，小人物意象的建构在影片基调铺垫、故事叙述推动、主题内核表达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艺谋执导的《影》和《满江红》皆讲述了小人物与皇室强权抗争的故事。两部电影中强权下的“刺杀”母题、小人物悲剧命运特征以及人物本体蜕变过程的共同点，以小见大地体现出古装题材电影中小人物意象建构所运用的叙事模式和独特的创作思路。     

论近十年乡村剧叙事模式及叙说困境

谋求经济发展成为近十年乡村剧的叙述主题,这在乡村“外来者”、“归来者”、“村官”人物塑造中得以体现;乡村“绿色基调”叙事,关注的是乡村生态和谐发展问题;乡村婚恋的模式化表达,揭开了“乡下人”婚恋意识的觉醒;乡村剧叙述存在“模式化”、“被叙述”的痕迹,造成了“乡村镜像”叙述的某种“失真”。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群众"形象浅论

构建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群落———“农民群众”链接着各色人物,成为构架这些革命文本的必备元素,研究这个被忽略而又特殊的人物群落,通过观察他们如何改变自身的角色以配合叙事需要,从而以整体的最终改造成功作为小说的叙事过程和目标,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建构规则。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与场域论析

利用“神道”传统进行道德教化是话本小说叙事特色之一。话本小说中“神道”种类众多,神道叙事灵活,富于策略性。小说大力宣扬神道好恶及力量,以种种善恶报应来引导或警惧世人,或宣扬天命迷惑民众。神道叙事与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情节的建构紧密结合,将世俗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融入其中。神道叙事既暗应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意图,也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及场域极大地影响了话本小说道德教化的效果。     

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

剧情片《马背上的法庭》运用纪录式叙述风格与唯美式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中国边远乡村一个司法实践故事。在“父子”形象的建构、冲突和潜在的主题逻辑运作中,影片既完成了一段有头有尾的影像叙事,又放大了边远乡村“朝圣”司法的现代主流意识。整部影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叙事时空和人物关系,在南国的山路绵延中,传统的西方俄狄浦斯情结也发生了一次悄然移位。“父子”叙事模式力图通过父子间的默契或对抗来进行影片情节安排、表现人物性格和提升审美特质,这种以“父子”为核心的家庭谱系也可以作为一种镜像来安置多种文本秩序,创造一种隐喻效果。     

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唐五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它的出现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已摆脱子、史的束缚 ,逐步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唐人“有意为小说” ,叙事艺术的增强是唐五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勾勒唐五代小说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叙事视角自身的特点 ;二是在叙事时间上 ,标注年号、有意识“扭曲时间” ,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笔法的运用构成唐五代小说独特的叙事时序 ;三是叙事结构上 ,呈现出程式化、板块状的特点 ,作者还通过设置“小说之眼” ,使叙事结构趋于谨严、完整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重婚叙事

重婚叙事是维多利亚小说的高频叙事策略,涉及经典小说,常见于通俗小说,盛于惊悚小说,是19世纪英国殖民扩张及社会变革时期婚姻家庭状况的文学表征。重婚叙事在西方文学中有一定的渊源,主要呈现为"意外回归—确认重婚—激化矛盾"的叙事模式。维多利亚小说的重婚叙事在承继西方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殖民回归"式的维多利亚时代特色,在描写有悖传统的婚姻乱象的表象下实现了善恶有报的伦理回归。     

女娲原型意象与毕淑敏小说女性形象的关联性

女娲意象这一神话原型对毕淑敏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毕淑敏小说立足于女娲式的民族精神积淀和现代女性独立、自尊、坚韧的中介点,从"创世""救世"等角度广泛展开,深入开掘,从而完成理想的女性塑造。毕淑敏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品格特征与女娲意象两者之间存在着命脉相传的对位性关联,在她们身上融合了毕淑敏对生命传承、生存抗争、女性品格的深刻阐释。伴随着源远流长的女娲原型神话,毕淑敏笔下的女性形象也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     

机关算尽太聪明，学样不成一场空——从长鼻子故事看“赏善惩恶”模式构成要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常常融入民间故事中,引导民众向善弃恶.<长鼻子>故事就是这类故事的代表文本,它以其特有的赏善惩恶结构叙事,集中体现了民众的善恶观.通过对<长鼻子>故事的分析,可归纳出"赏善惩恶"模式的构成要素,即此类故事多以契约式叙事开始,由两个对立主角、两个对称行动和两种迥异结局构成.这种叙事模式以对比强烈的赏罚效果,在寓教于乐中培养了民众的善恶观.     

聆听天籁 感悟童心--迟子建小说的儿童叙事视角

儿童视角是一种叙事策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是迟子建小说叙述的一大特色.从角色上它可以分为角色和非角色叙事两大类,从叙述人角度又可以分为纯儿童视角与准儿童视角.在这些别具一格的儿童叙事中,自然富有了灵性,人际更为简单而纯朴.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营造了一个烂漫的童话般的世界,而叙述视角的动态性、话语蕴藉的多维性则使小说文本更具张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复调"的美学意味.它刷新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对一方乡民的温情关怀.     

罪与赎:苔丝"中介新娘"原型形象分析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女主人公苔丝是"从罪孽中得到救赎"的"中介新娘"--<圣经>原型形象.这一形象既保留了最基本的<圣经>叙事单元和人物原型,又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带上了现代人的痛苦和反思.这个"中介新娘"原型形象反映了哈代对僵化的宗教道德说教的鞭笞以及对博爱、牺牲等宗教精神的讴歌,具有丰富、深刻的现代内涵.     

论鲁迅小说中的反讽艺术

现代作家鲁迅的小说,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倍受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本文从西方叙事学中反讽艺术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鲁迅小说文本中言语反讽、结构反讽的价值,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     

虚构的想象 强大的力量——论十七年小说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革命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1949年至1966之间的十七年小说通过大量的想象,以政治教育为目的,以革命叙事、成长叙事的结构方式,建构着现代民族国家,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女性欲望与男性权威的建构——张资平恋爱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阐释

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可以拆解归纳为三种叙事话语模式:一是“花瓶”模式;二是“处子”追逐;三是“破鞋”原型.这三种叙事话语模式都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它是私有制下的产物,其本质是对女人独立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否定.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无论从文本策略、叙事姿态,还是从话语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典型的男权文化文本,体现出男权文化的价值立场.小说以各种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和不平命运,显示出男权文化话语霸权的巨大张力:女人在两性关系上意欲反抗和颠覆男性权威的主动出击的姿态,其最终结果却是走向事物的反面——更加有力地建构和强化了男性权威,揭示出男性本位主义价值立场之下女性生存处境的尴尬、荒诞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张资平笔下的“新女性”充其量只是“伪新女性”,其小说的反封建意义就此被彻底消解.     

简析新时期以来农村小说中的“垦荒造地”

本文以《河魂》、《天高地厚》、《秦腔》等新时期以来的农村小说为例，剖析不同小说中的“垦荒造地”的象征意义，试图折射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农村的命运，展示知识分子对农村变迁的感受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