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治理决策专权与执行滥权的核心在法治

在当代我国地方管治的政治架构中,主要领导的决策专权与权力部门的执行滥权一直是一个不断重复、难以治愈的突出问题.它是腐败的源头,是官民矛盾冲突的主要诱发因素,是各类涉政公共事件的关键责任所在,更是地方政治生活不正常、政治生态异化、干群关系紧张的总祸根,还是削弱党的政治优势、弱化社会主义体制优势、损害群众工作优势的特殊环节. 决策专权与执行滥权长期挥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有其产生发展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根源,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约稿启事

"有效治理决策专权与执行滥权问题"专题研究一个健全的社会秩序,必然是各层次权力各司其职的严密网络,然而现实社会中,权力运行失控的现象非常严重。     

决策专权与执行滥权的现实表现、危害及原因分析

决策权和执行权是权力运行体系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两个重要方面,正确行使决策权和执行权,既是确保社会权力规范运行、社会秩序健全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党执政为民、权力体系服务于民的本质所在.但在实际运行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权力行使异化现象.在决策层面,主要领导独断专行,忽略其他干部群众的意见,随心所欲,形成决策专权现象;在执行层面,下属因意愿无法表达,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便采取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对领导决策进行变通执行,形成执行滥权现象.这种权力运行的扭曲现象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尽管各不相同,但其危害都是相当严重的,有必要对其产生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找到根治该问题的有效措施.     

公共政策过程权力错配矫正的多维视角

公共政策过程,是指从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并进入政府政策议程开始,直至政策终结的整个政策生命周期.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能否有效实现,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密切相关.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为防止绝对权力的出现,必要的制衡机制往往被引入以确保公共权力的正确配置.然而,在现实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决策专权与执行滥权等权力错配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非常严重,扭曲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背离了公共管理活动的公益性宗旨.因而,把公共政策过程权力错配现象纳入我国政治生态进行分析,并从多角度进行矫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领导决策“信息权力”的运用策略

领导者的"信息权力"能够保障领导科学决策实现、表征领导现代决策内涵、指明领导未来决策方向。领导者在运用"信息权力"进行决策时需要克服虚假信息干扰,注意信息搜集中的选择性倾向陷阱,避免重蹈"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覆辙。同时,领导者可以通过大数据优化领导决策机制、优化"外脑"以提升领导决策能力和水平、注重"信息权力"的"软件"建设三个方面不断强化其"信息权力",更好为领导决策服务。     

北京西城权力平台“晒”公开

正政府手中究竟有多少权力?哪个部门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日前,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网站正式开通"西城区政府行政权力运行平台",平台公开区政府、区政府职能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70余个单位行使的5362项行政权力,各部门办公会职权及领导班子成员职责共计4921项。登录"西城区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平台",点击区政府本级部门子目区领导职责,可以看到,区长、副区长、区政     

浙江苍南上上下下围着“民情”转

2002年5月,浙江苍南县在"民情系列"活动基础上,开始探索建立以乡镇为基点,联结机关、村居、站所的"五站式"(村"民情接待室"—乡镇"民情分析协调会"—部门"民情下访"—县"民情中间站"—县"民情现场办公会")民情服务工作模式,形成了上上下下围绕民情转的工作格局。目前,该县通过推广"五站式"民情服务工作模式,已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县,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基于拉斯韦尔权力决策理论的“三打白骨精”案例解析

拉斯韦尔的权力决策理论可以有效解读《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师徒四人的决策行为。由此启示领导者在配置团队成员时应重视对不同权力来源和不同自我身份定位及经历的成员的合理搭配,并加强对于决策执行的参与,避免因过度依赖特定成员而可能造成的团队决策在执行中的失效。     

山东“三个体系”健全决策机制

山东提出加强决策目标、执行责任、考核监督的“三个体系”建设。全省各级各部门根据要求,完善了议事规则和程序,完善了重大决策事项论证制、公示制、听证制、责任制,完善了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和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山东“三个体系”健全决策机制     

“治理”与“领导”:现代化视域下异同点分析与构建之道

对传统领导机制和现代治理机制进行比对分析是一个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重要课题。从相同性来看,无论是领导机制还是治理机制,都同样强调高效性、务实性和有序性;从差异性来看,二者在权力主体、权力向度、权力运转、约束效力、服务宗旨和执行结果等层面都存在诸多差别。建立健全治理机制,政府应精准发力统筹构建治理大格局,加快提升治理能力作为配套辅助力,积极引入智能服务提升治理实效性。     

区块链技术驱动下公共决策机制创新研究

大数据为公共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持,但也引发了一系列决策风险,如公共决策不确定性增强,个人信息安全遭受威胁,公共参与成本提高,多中心决策引发整合困难等。传统公共决策责任机制不能够适应大数据背景下公共决策的转变,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决策危机。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背景下的公共决策具有良好的耦合性,因此,以区块链技术驱动公共决策责任机制变革是增加社会福祉的有效途径。决策者应构建"自组织式"责任机制,实现宏观决策与微观服务的有机结合,建设多元参与的扁平化决策模式,促进决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完善区块链技术与公共决策融合的保障机制,实现公共决策机制创新发展。     

防治决策专权和执行滥权的原则、制度、合力探析

新形势下,各级党委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越来越有力,成效也越来越明显,但在贯彻执行中还存往着决策专权、执行滥权等问题,制约和影响了党委班子的核心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引起重视和关注,务必在不断增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中提升党委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 一、着眼有效增强原则性,防止个性与党性的冲突 党内生活的原则性是党的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证,既体现在对个性的驾驭和控制上,也体现在对党性的尊崇和维护上.毋庸置疑,个性要服从党性,若个性凌驾于党性之上,就容易导致个人专断、滥用职权的现象发生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一年考”

自2010年11月中央要求各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以来,全国69个县市区的试点单位一年来推进情况如何?《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2日对此作了特别报道。调查显示,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大背景下,约束"一把手"权力、明确县委"权力清单"、让群众参与决策、完善重大民生事项民主决策机制等探索在各试点单位积极展     

领导决策中构建权力正义的制度机制探析

领导决策绝不是一种按照既定步骤执行就能实现预期成效的“机械化作业”。要把权力正义的价值理念融入决策工作的全过程,确保决策能够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价值要求。在决策预备阶段,通过赋予决策客观性、化解潜在风险点、提升决策务实性等举措为管理权力汲取合法性来源;在决策制定阶段,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充分表达协商、集体领导决策等举措彰显决策的程序性正义;在决策实施阶段,通过严格执行既定部署、充分保证程序合规、保障全员知情权利等举措全面把准正义性标尺。     

单位“小二管大王”现象剖析及防范对策

规范权力运行,加快建立权责一致、规范有序、公开透明、运转高效的管理方式和权力运行机制,既是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构建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重要路径.透视当前权力非正常运行的表现形式,除普遍关注的一把手侵权、弄权、专权等行为外,上级失权、下级越权的"小二管大王"现象亦不可忽视,其危害不可小觑,应予以关注并积极寻求防范破解之道.     

构建现代幕僚制的思考与建议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领导决策事关地区或部门发展大局,其质量高低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党委和政府的公信力。考察古今中外事例,笔者以为可在充分借鉴传统幕僚制基础上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幕僚制,以更好地完善     

协同治理:政策冲突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突破"公共事务政府管理"局限,走出政策冲突困境的新思路,既是政策冲突治理的新探索,也是"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结构,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集体决策机制与政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政策冲突。     

构建党建工作责任制体系的现实路径

正党建工作责任制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围绕"构建党建工作责任制体系",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发放问卷、实地走访等方式开展调研。被调查者一致认为,构建党建工作责任制体系,目标是建立全面清晰、系统完备的闭合链条,核心是科学有效、衔接有序,实践要求是便于操作、易于考量。一、建立责任划分机制,解决"责任架构不清"问题坚持科学统筹、合理划分,形成自上而下、分级负责的金字塔式责任架构形态。一要建立统筹领导架构。     

一把手对“反对派”副职的控放艺术

"反对派"副职会产生分裂领导集体、阻滞决策执行、恶化单位风气等危害。对此,一把手一方面可通过制定权力清单、制度清单、责任清单和构建监督网络体系的"控术"来规范副职行为,另一方面可通过主动避让、充分信任、保障利益、坦诚沟通的"放术"积极引导副职转变思维,实现对"反对派"副职的有效管控。     

构建“一轮导向＋两轮驱动”村级新型治理模式

近年来，成都市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构建了“村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议事会决策，村民委员会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有效激发了人民群众主体作用，保障了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