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木牍字词考释

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木牍文字的现有释读存在误释和应释而未释现象,如"(木合)"释作"洽""治","出"释作"土"等。     

现代中的传统:民国时期成都的“木书业”

"木书业"即雕版印刷业.民国时期.由于成都有雕版印刷的传统,加之社会对雕版印刷书籍的需求,以及雕版印刷比机械印刷成本低廉、简便灵活等原因,使成都的"木书业"久盛不衰,在当地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成都"木书业"虽然数量遥遥领先,但多系资金薄弱的小型店,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成都"木书业"出版了内容包罗万象的各种书籍,为便利民众生活.保存古籍,传播四川的近代文化.支持私塾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

"君臣共治"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孔子"君臣共治"的理想状态是有德之君举贤任能,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中,政治得以良好的运行必然由一个有德性的君主来引导,君主的"为政以德"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通过修身成德来获得人才,通过对人才的良好使用,达到君逸臣劳的"无为而治"。孔子"君臣共治"思想的现实选择中具有理想之境和末等追求两个层次,寻找任贤之主是孔子现实政治的理想之境,欲仕不义之主是"君臣共治"思想的末等追求。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存在有德之君,他只能理解现实政治,接受现实的政治境况,选择仕不义之主。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和臣下配合的结果,臣下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君主的不贤。     

加快建立农村环境共治机制,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美丽中国的重点在建设美丽乡村,推进我国环境治理的难点在农村环境治理.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共治机制的建立.农村环境具有多样性、分散性等特点,因而农村环境治理不能照搬城市环境治理的模式,需要更多地采取共治的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农村环境共治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成效.但农村环境共治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共治主体不全面、共治对象不明确、共治平台不完善、共治规则不健全、共治责权利不匹配、共治能力不够等.因此,我国"十四五"时期需要采取进一步壮大共治主体、明确共治对象、建立共治平台、健全共治规则、强化共治激励、提高共治能力等措施,以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     

健康城市建设中合作共治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以江苏常熟市为例

合作共治是一种新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主张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等途径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管理。健康城市建设中合作共治的必要性表现在:健康城市建设目标的多元性需要"合作共治";健康城市建设中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存在需要"合作共治";健康城市建设参与主体的广泛性需要"合作共治"。在健康城市建设实践中,"合作共治"存在着各部门参与合作的能力不均衡、政府角色错位、合作共治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建议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健康城市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合理界定政府职权范围;建立和完善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合作共治机制。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上博简《郑子家丧》之"利木"试解

上博简<郑子家丧>中"使子家利木三寸"的"利木"一词,学术界有"梨木"和"离木"等不同的解读,但都存在问题.文章结合上下文和古代葬具用材的有关资料,认为应该读作"厉木",意思是"恶木",即贱劣之木.     

从《应帝王》看庄子的政治哲学

在《庄子》内七篇中,《应帝王》是集中阐发其基本政治哲学见解的一篇;庄子于该篇表达了他特有的不介入、不对抗也不逃避权力的政治态度,他以"无己"之"至人"为理想治者,以自然秩序为理想秩序。这些政治理解中所包含的对个体差异性的关注与尊重,对于矫正儒家相关政治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锦绣河山浑源城

浑源城是明大同镇所有城堡中形状最为特殊的,因为它修筑成了八边形,而不是通常的四边形。《三云筹俎考》记载:"浑源城(唐州治,洪武元年因之,万历元年砖甃)本城系腹里,北岳巍峨环绕八山,浑流入水,凿岩构木,遗址屹然,诚云中要害也。若守乱岭之关,则虏骑必南东下,固瓷窑之口,则胡马不至南驰,况坚壁清野,虏不能久,故人谓浑源之地,可掠不可攻、贵守不贵战,视他城稍易为力焉。"     

东汉镜铭的省体字

省体字是正字的简省字体,有简省部件和简省笔画.省体字作为东汉镜铭最常见的书写形态,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省体特征,同时与汉代隶变关系密切,既反映了汉代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进程,又受到汉代隶变和草书的影响与渗透.镜铭省体字的形成一方面受到隶变与东汉用字混乱,缺少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东汉私人铸镜繁荣,民间镜工文化水平不高直接相关.     

计算机辅助设计进行危险状况的仿真

本文旨在提出用计算机模拟反映如木器厂工作的危险性，小型企业关注未使用相对安全设备的工作场地，木器厂有许多潜在的危险情况如将木材从一个地方搬用到另一地方及高速旋转的车床可能对工人的直接伤害，这种危险状况可用虚拟现实进行仿真。     

楚纪南城起始时间述论

纪南城是楚国都城的典型代表,对于纪南城起始时间,学术界有三种典型的观点：春秋早期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说及战国中期至晚期说。结合纪南城考古发掘、墓葬年代及人口数量,对楚纪南城定都年代进行探讨。     

战国“出奔”考论

"出奔"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国"出奔"虽在数量上少于春秋"出奔",但仍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战国时期的"出奔"是由政治斗争、战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出奔"者在"出奔"之前都会慎重考虑"出奔"目的国,但是由于自身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出奔"者的结局也各有不同。与春秋相比,战国"出奔"呈现出"出奔"次数较少、士阶层成为"出奔"的主力军、"出奔"多属个体性行为等特点。"出奔"对宗法制的进一步崩解和封建官僚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才,促进了人才及以人才为载体的文化的交流。     

北魏平城京郊的礼制性建筑与祭祀活动

结合北魏京郊的祭祀活动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期的礼制性建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祭祀神灵或祖先的场所,如郊天坛、圜丘、祖庙;二是皇帝召开会议、朝会万国、宴请群臣的场所,如天文殿、太华殿、板殿。明堂作为平城后期兴建的礼制性建筑,其主要功用有祀天、祭祖、布政、观天象和敬养三老五更。礼制性建筑近百年的兴建过程,也是平城礼仪制度嬗变的历程。     

关于宁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通向海外国家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线”则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城市”通向沿海其他城市或者内陆城市的交通线。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可分为:孕育时期、形成时期、兴盛时期、衰落时期和停滞时期。宁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延绵不绝,持续发展;河海交汇,港通天下;面向韩日,兼及南洋;浴火重生,成功转型。     

俳倡优伶辨略

据文献记载,伶和优大致产生于春秋时代,俳和倡大致产生于战国时代,其出现有先后之别。从表演功能方面看,他们最初也颇有不同,倡主要是司唱,伶主要是司造乐器及掌管乐律,俳与倡虽同样司舞,但亦有细微的区别。此四者的出现,还与春秋战国时期大变革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土地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路线的确立,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希腊时期关于技术的哲学沉思

古希腊时期,技术在生活中不占中心地位,处于哲学探究的边缘,是一个长期被西方哲学遗忘的角落。然而,作为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技术却无法完全被忽视,在古希腊早期就已经存在着关于技术的哲学思想火花;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是较多地关注技术并表达了对技术的哲学认知,从而形成了古希腊时期技术哲学思想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探索古希腊时期的技术哲学对于当今的技术哲学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苏州昆班考

明清以来 ,昆曲戏班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传播 ,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明代万历年间 ,苏州“上三班”以申时行家班最为出色。清代康熙年间 ,苏州的昆班多达千数。乾隆时 ,苏州织造府管辖的老郎庙内设立梨园总局 ,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行会组织。晚清以来 ,姑苏四大昆班活跃在江南城乡的舞台上 ,其中全福班在道光七年和光绪二年曾两次远征山西演出。而 192 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成立 ,则使昆剧人才传承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得以培养出各地昆曲剧团的大批新人 ,继承发扬 ,昆史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