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外戚、宦官专权的时期,而东汉一代外戚、宦官作为两大政治集团不断地相互倾轧,杀戮,其斗争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害之深则显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外戚、宦官的斗争中,还有第三种力量——士大夫卷入了矛盾的旋涡。本文拟就士大夫在外戚、宦官斗争中所扮角色、最终归向等作一探讨,以期有助于弄清东汉政治史的脉络。     

论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

唐代后期宦官掌握军权主要是通过宦官担任军职、专典禁军和宦官监军制度而实现的.唐代后期枢密使的设置则为宦官控制政权提供了机会.唐代后期的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宦官专权.宦官的专权使唐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加深了唐后期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论东汉灵帝时期的宦官

东汉中后期宦官干政的现象愈演愈烈,至灵帝在位时期,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在与朝臣的斗争中兴起,亦在与朝臣的斗争中覆亡。灵帝在位初期,宦官与灵帝之间有着权力转移的过程。宦官集团在灵帝的支持下全面干政。在灵帝的有意扶持下,形成皇帝、宦官与朝臣间的特殊三角关系。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对东汉后期政治有一定影响。     

两汉忠君观念之比较

两汉统治者都有意识地注重对大臣们进行忠君理论的宣传和灌输,但由于宣传的力度不同,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西汉紧张的君臣关系大大削弱了大臣们对皇朝效忠的决心,以至于王莽轻易代汉;而东汉在宦官和外戚专权的危难之际,却有很多忠臣勇于赴汤蹈火,为皇朝的延续作出巨大的贡献。     

东汉政治崩溃新论

本文以为，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覆灭摧毁了皇权的两道屏藩，但还未导致皇朝的崩溃。关西、关东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仍然拥护刘汉皇统，因此，尚存在号令关东、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可能。但由于西京朝廷在收降董卓余部问题上的失策，遂导致长安之变的发生，皇权再度落入武人之手，刘汉皇朝中央政府机构被架空，官僚士大夫集团名存实亡，导致了皇权的彻底孤立和东汉政治的崩溃     

论唐代后妃与朝政的关系

本文从唐代后妃干预朝政的历史背景、后妃干政的具体情况及外戚与后妃干政的关系等方面论述唐代后妃与朝政的关系 ,进而探讨了为什么唐代后妃干政尤其是出现了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 ,都未能动摇李姓王室的统治 ,唐朝的政权没有毁于后妃与外戚专权 ,而是最后毁于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     

论唐代德顺时期的立储之争

唐代德宗、顺宗时期,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立储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在顺宗即位前,主要是官僚集团与宦官的较量;顺宗上台后则演变为顺宗支持的革新派同宦官及守旧官僚的斗争.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东汉中后期改良思潮及改良活动浅议

东汉中后期产生的改良思潮及改良活动是当时严酷的社会矛盾斗争的产物,汇集了不同阶级、阶层的力量,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改良内容涉及到选举、吏政、安民、抚戎等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活动始终围绕着抵制和打击外戚、宦官专权这一主线展开。东汉末年“党人”的抗争是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性质上属改良救亡活动。尽管这场改良活动以悲剧结局落下帷幕,但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     

汉代宫禁侍卫职务的“宦官化”

两汉宫廷禁省服侍人员的身份发生过“宦官化”的趋势。其中表现有：中黄门逐渐成为禁中宿卫的主要部队,黄门令在东汉后期的政变中屡次担任禁军首领,带兵逮捕外戚代表大将军;中常侍取代了侍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并成为统辖禁省事务的总管;宦官掌管尚书机要,控制了省阅呈交章奏和传达天子诏令的工作,并担任了某些在少府之外的“九卿”职务以及各官署的令丞。宫省职务“宦官化”的原因主要是皇帝对百官与外戚的猜忌警惕,为了强化君权而削弱官僚贵族的势力。东汉后期,皇帝逐渐成为宦官集团操纵的傀儡,此时后者掌控宫省要职是实现自身扩张及巩固势力的要求,不再受君主意愿的控制。     

中晚唐监察体制与宦官专权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 ,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但安史之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宦官所侵夺、削弱 ,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 ,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 ,致使中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的危局 ;而宦官专权又加速了监察体制的破坏     

论明代宦官专权的文化程度因素

本文从文化程度的因素对明代宦官专权进行分析,指出明代宦官的文化程度高对宦官专权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是明代宦官专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科举制度使官员的思想受到禁锢,死板化,而宦官通过一些途径知识化,思想灵活,且奸诈,使宦官与内阁争权时,有了知识储备,可以相抗衡,甚至压过内阁。     

唐宪宗之死与唐代后期朝廷的内部斗争

对唐宪宗之死,历来人们把它作为唐后期宦官专权的一个典型例子。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其背景相当复杂。这一事件是唐后期政治史上的一件人事,是当时统治集团內部各派力量冲突,斗争的必然后果。本文力图对此事件的背景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勾勒出唐代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基本格局。     

唐代后期宦官与皇位继承权之争

唐代后期宦官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非常激烈。考察玄宗到唐末哀帝的皇位继承形式 ,可以总结出唐末皇位继承之争的特点 :垄断性 ,分阶段性 ,斗争的复杂性。垄断性是由于宦官任枢密、典禁军、掌监军所致 ;分阶段性是由于宦官典掌禁军、出任监军、养子制度在德宗时的制度化使得宦官对唐末皇位继承权的控制在德宗前后有所不同 ;斗争的复杂性是由于宦官在宫中的特殊地位所致     

论汉末清议思潮与社会转型

清议思潮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廷大权,以太学生为主的后备官吏集团发起了针砭时政、抨击宦官专权和评议人物的政治活动。最终遭到当局以党锢的方式从肉体加以打击,从思想意识上加以禁止。但清议从未停止,一直持续到汉末。清议是东汉中后期自下而上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活动,它改变了世人的传统观念、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加速了汉末社会的转型。     

东汉桓灵时期的外戚及其政治

东汉桓灵时期外戚与宦官互相争斗,构成了独特的外戚与宦官政治。外戚梁冀专权弄私,杀戮李固、杜乔,颠覆了当时的社会价值,也充分展现了梁冀极权独裁者的暴虐性格。外戚窦武,请愿桓帝,声援并跻身于党人队伍,又因诛杀宦官未果,蒙受杀身之祸,彰显了周至汉代儒家所培育的士人与忠臣形象,其失败表明儒家治国理念已经不能指导当时社会历史所出现的新问题了。外戚何进的出身是卑微的,其与宦官的结怨,是汉灵帝故意制造的,也是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依赖"包藏祸心,乘时构乱"的袁绍兄弟,不利用手中权力翦除宦官,却调集董卓等将领胁迫皇太后,导致兄妹意见分歧、政治的极端紊乱,王夫之言其"心胆失据",的确是有道理的。     

《后汉书》序论赞与东汉士林精神

中国士人自古就有以道自任之传统,但其作为整体力量的发抒,则是在东汉一朝。东汉士林在与外戚、宦官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示出直面生死、抗愤奸邪的勇气,谱写了一曲士林的正气之歌。范晔《后汉书》序论赞对东汉士林精神作了历史性阐发,对后世士人精神气骨有很大的溉养之功。     

唐代宦官来源研究

唐代以前,宦官的主要来源为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宫刑废除以后,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不再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因此,唐代宦官的来源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唐初到唐末,进献一直是宦官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宦官权势的兴盛,宦官养子充任宦官亦成为唐代宦官的重要来源,到唐代中后期,宦官养子甚至成为唐代宦官的主要来源方式。除进献、宦官养子等来源方式外,部分中下级文武官员之子充任宦官也是唐代宦官的一种来源。     

论黄巾起义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一从西汉后期开始,在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出现了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豪强大地主阶层。东汉以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继续发展,使以外戚、官僚、宦官为主要成分的豪强地主集团恶性膨胀,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反动、最腐朽的反动势力。所以,东汉将近二百年的统治,只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维持过一段稳定的局面。在这以后,社会经济常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由于对羌族连年用兵,赋税不断增加。由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土地兼并日益剧烈。由于外戚宦官两大集团的争权夺利,政局日趋腐败。加上连年灾荒,大量的农民破产逃亡。到了桓帝、灵帝时候,流民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凶年继之以灾荒,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郡国遭受蝗灾,河水泛滥,     

论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来危机四伏,皇帝又“多不 永年”,形成了宦官与外戚轮流专权的局 面。到了桓帝时期,宦官擅权的情况更为严 重,代表地主阶级正统势力的李膺、陈蕃等 官僚,与以郭泰、贾彪为首的大学生和儒生 联合起来,共同抨击宦官的残暴统治。于 是,在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和建宁二 年(公元一六九年),宦官利用皇帝这个傀 儡,寻机向党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残酷迫 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党人的“杀身以求仁”的悲剧,历来受到封建史学家的同情和赞叹。建国以后,不少学者把这次党争仅仅视为“内讧”或“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之争”。作为历史科学只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简单的的描绘是不够的,应该认真地进行阶级分析,区别对待,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本质的分析。只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起到借鉴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研究东汉末期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党人斗争?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次斗争?本文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