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沧浪诗话》的“别材”、“别趣”说

一、“别材、别趣”说的开创性在众多的宋人诗话中,严羽的《沧浪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它的开创性表现在要探讨诗与文“别”的内容。“别”指的就是诗歌的特性。《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之“材”是什么?《诗话》没有正面解释,但可以从它所反对的诗风来作推论。《诗话》说: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正> 词为诗体之一。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文胜于事理。但是,如同文主事理而不排斥咏景抒情一样,诗主抒情也不摒弃叙事说理。以叙事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出车》、《六月》诸篇,就有“周的史诗”之称;汉魏乐府民歌也不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等名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也都是叙事诗或叙事成分很浓的抒情诗。以说理言,魏晋有“玄言诗”盛行,唐有杜、韩的以议论为诗,宋诗则以议论化为其主要艺术特色之一。相比之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一诞生就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性,即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从西蜀的《花间》到南唐的《阳春》,几乎一色抒情小令。入宋以后,     

《锄田》诗作者考辨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此诗为李绅撰《悯农二首·其二》 ,几无异议。近读《全唐诗》 ,发现编者对此诗的注释 ,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全唐诗》把“锄田日当午”四句作为“绝句”分别放在李绅、聂夷中名下 ,又在聂的《田家二首》的“锄田”四句下注“此篇一作李绅诗” ,而在李绅《古风二首》这四句下却未加注 ,令人扑朔迷离 ,大惑不解。那么 ,此诗究出谁手 ?主出于聂手者主要根据是 :一、清代著名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如是说 ;二、宋·陈景沂撰《全芳备祖》将这四句《田家》诗作为聂夷中作品辑入该书赋咏…     

说《关雎》

<正> 一、《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吗? 《关雎》居《诗经》第一篇,过去认为是“四始”之首,是很重要的一篇,但它是一首什么性质的诗,历来说法却不一。前见《文学评论》八○年二期上有《关雎章臆断》一文,把过去的说法归纳为“讽刺诗说”、“赞美诗说”、“爱情诗说”,并—一作了分析批判。文中有些观点是对的,例如认为《关雎》不是民间诗及对“窈窕”的解释,都很好;不过他的最后结论,认为《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这就大有可商。     

《诗·周南·麟之趾》新解

《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一诗,因为歌颂的是“麟”,历代封建学者便认为它就是神话中的“仁兽”麒麟,从而对这首诗作出了许多牵强傅会的谬解。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诗经》研究者们仍未对这首诗的传统谬解予以澄清,并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麟之趾》诗中的“麟”并不是麒麟;即便说到麒麟,它原来也不是个神话般的动物;而《麟之趾》一诗非但不是宣扬神异祥瑞的诗,正相反,它是古人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首婚礼歌曲,或议婚时的贽礼歌曲。这一结论,是我们对《麟之趾》诗逐字逐句重新考证后得出来的。该诗全文是:     

“山栽万仞葱”与“山裁万仞葱”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西行》一诗中一句,毛主席手迹作“山裁万仞葱”,而印刷体原文则作“山栽万仞葱”。葱能裁吗?是否一时笔误? 我以为不是。这是毛主席改动了《西行》的一处。“裁”,多用作对布料的裁剪。但是,在古人的诗句中,也常常有巧用“裁”字入句的。如唐代诗人贺知章《咏柳》写道: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此外,王昌龄《采莲曲》有“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的诗句;温庭筠《齐宫》有“运水     

诗话缘起、性质及其理论贡献

现在的中国古文论研究,人多钟爱“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因为它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而对于宋以后迅速发展的众多诗话,则因其随意生发、漫无鹄的、缺乏体系,而时有理论倒退之讥。诚然,《文心雕龙》的理论贡献卓著,值得人们高度重视。但是,如果了解诗话著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民族土壤,明白诗话的缘起、性质及其理论发展,也自会消除误解,承认诗话自有其理论价值。古代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人们常说,有诗就有话,“话”就是因诗而议论。其中议论得体,合乎规律,启迪思维的意见,就是批评     

柳宗元山水诗的和谐美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以卓尔不群的深刻见解,简劲俏丽的笔法赢得人们的喜爱,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对于他的诗作,历来评论尚有不同的看法。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说:“韩柳文之高下,议论不一,独于诗也,似一例右柳左韩。”他认为柳诗在韩诗之上;苏东坡评价柳宗元的诗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也。”苏轼之说只从艺术风格着眼,论及高下,并未作深入探讨。柳宗元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上,他的诗歌创作,收集在《柳河     

“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

“四声”之说在转读佛经的直接影响下,肇始于南朝宋齐之间。这一点,学术界似无异议。但是,“四声”之目是谁最早提出的,却是长期以来颇多歧异的论题。择其要者,我以为至少有三说。其一是王融首创说。钟嵘《诗品序》云:“王云长创其首,谢(月兆)、沈约扬其波。”又《梁书·庾肩吾传》载:“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月兆)、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把王融置于前位,似亦主此说。其二是沈约首创说。王通《中说·天地篇》称李伯药说诗“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     

孔子论《诗》与鲁迅论《诗》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阐释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选择孔子与鲁迅论《诗》的理由是: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自汉代之后,《诗》被尊为《诗经》,是不能被随便解释的,因而在近现代之前,历代对《诗经》的阐释并没有打破孔子论《诗》的范式。而鲁迅论《诗》则打破了孔子论《诗》的范式,而开创了现代的新范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论《诗》对于现代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孔子论《诗》即使对于“反孔”的鲁迅,也有很大影响。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怎样评价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的诗、赋、文中,遭贬责最多的是诗歌;而诗歌中遭贬责最多的,则要算拟古诗了。自宋以来,人们一直对它进行抨击,“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时,余每病其呆板”,“平原拟古,步趋若一”,就是解放以来新编的文学史,不是说它“因袭原作”(中国文学所本),就是说它“意不出原诗,只略为变换词句而已”(游国恩、萧涤非本)。当然,也有对拟古诗肯定的,如钟嵘就认为它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一样,“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此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诗品·序》)清代毛先舒也肯定其中某些诗体现了“士衡之藻思”(《诗辩坻》卷二)。不过这一派     

古代诗歌“思乡”情结的人生意蕴

一、从崔颢、李白的诗谈起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诗流传遐迩，历久不衰。据说李白登黄鹤楼打算题诗，也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①此后，李白过金陵，登凤凰台，仿崔诗章法与意境，题《登金陵凤凰台》诗，意欲一较高低。对这两首诗，后人众说纷纭，似乎难定甲乙。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但也有人认为，李诗结句以浮云蔽日喻奸臣蒙主，表达作者思君念国的忧世之情，而崔诗给句写思乡离愁，似无更深内涵，故李诗给句差胜。明代王世懋独具只眼，他说：“崔郎中作黄鹤楼诗，青莲…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论文要得文中天 邯郸学步终不然——论姜白石的诗论

<正> 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以下简称《诗说》),是一部颇多真知灼见、很富学术价值的诗论著作,在现存宋代的八十余种诗话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代诗论家对这部《诗说》是极为重视的,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把它与《沧浪诗话》、《岁寒堂诗话》并誉为“鼎立”的“金绳宝筏”;鲍廷博又在《麓堂诗话》的跋语中,把它推许为与《沧浪诗话》、《麓堂诗话》“鼎峙骚坛”的“风雅指南”。此外,姜夔还写有两篇《白石道人诗集自序》,讲述自己从江西诗派脱化而出的经过和诗歌创作的甘苦,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和沈辰垣《历代诗余》中,亦辑有姜夔评论他人词作的意见,都是对其《诗说》的充实     

论诗经的艺术(下)

五、体裁、章法、韵律诗在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诗经》是我国早期的的诗集,在当时也不同于神话传说和记事、记言的散文。当时诗人,不论是集体或个人,表述思想,发抒感情,依照一定格律进行歌唱或写作,就形成诗歌形式。诗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就是说,诗之为物,初发于内心,而表现于音声,音声组织成章,是为音乐。诗乐在早期是不分的。音乐要有旋律,有节奏,有韵调,这就给诗以制约,形成了诗的形式特点,诗人作诗就得注意符合这些特点而加以美化。下面姑就《诗经》形式的三个方面,谈谈它的艺术。     

关于《诗经》再评价的几个问题

诗经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近百年的现代诗经学 ,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 ,完成了《诗经》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型 ,从观念到方法 ,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诗经学前辈大师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革命性的贡献 ,使受益的我们 ,对《诗经》的认识脱离传统的桎梏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说达到他们时代的认识高度 ,还有待我们丰富和发展 ,其中某些观念和论断的偏颇 ,也有待我们来更新。一、《诗经》是一部什么书 ?《诗经》是一部什么书 ?古人说它是“圣经” ,早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激烈的批判。那时的大师们称它是“民歌总集” ,…     

《诗经·硕鼠》的作者是晋国私门

《硕鼠》是《诗经》中一篇通俗而颇具影响的诗 ,从此诗的成因来看 ,它的作者不是奴隶 ,而是晋国私门文人即新兴封建地主。宋人朱熹在《诗经集传》中已约略指明 :“民困于贪残之政 ,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可惜朱熹没有展开细说。清人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的引证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