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的区分标准

我国在长期的法制建设过程中逐步确立了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并存的法律解释体制,但因其区分标准的模糊等原因导致具体应用解释长期变相"承担"了立法解释功能,从根本上违反了我国《宪法》与《立法法》所确立的法律解释权限,应从本质属性、适用范围、解释方法与解释的规则等方面确立立法解释与具体应用解释的区分标准。     

法官如何解释法律:基于三年醉驾入刑实践的反思

醉驾入刑实践三年有余,量刑存在“虚实不定”与混乱现象。立法者的醉驾入刑命题在量刑问题上并未被实现。法官们受制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解释前见,对醉驾案件采用妥协解释策略,既遵循法律形式主义进行犯罪宣告,又遵循实质解释标准对量刑问题自由裁量。混乱的量刑所承载的法官自身意志对立法目的的异化值得深思。醉驾量刑中法官们的解释过程反映出法治建设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促使法官们合理解释法律,从而有效实现立法目的。     

论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判断当事人请求权的性质、选择案件裁判依据的过程,都蕴含着法官对法律条文意义的解释与探索。审判过程中,基层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待决案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基层法院案件多、情况复杂的特点,决定着法律解释基本上成为一种个性化的司法实践。通常情况下,个案法律解释目标在法律关系分析、法条意义理解、裁判结果推论、法律效果判断纵向四阶段中实现,上述法律解释目标实现程式个案具体化运行,塑造了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法官在法律解释中的权力

法律必须解释方能适用,已成为法律界的共识.法官为了让自己的判决使当事人所接受,必须在判决中予以充分的解释和论述,以证明其判决的理由是正当的,因此,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进行法律解释是其当然的职权和必为的职责.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体制与实践经常发生冲突,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制度的设计与司法本身的属性相背.笔者认为:法律的公正在于实现,而法律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法律解释技术,司法是法律实现的关键,而司法权的行使离不开法官,因此,法官的法律解释权限应当通过制度予以保障和规制.     

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探析

中国古代的立法解释与法律相伴而生 ,并在法律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解释主体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由于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技术的日臻成熟 ,解释的方法亦多种多样。这些都突现出了历代中国对立法解释的重视     

论中国刑法中的扩大解释

无论是在类推适用的旧刑法时期,还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以后的新刑法时期,扩大解释都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刑法中扩大解释的目标与一般法律解释无异,是以探究立法原意为指向。立法原意包含两个方面：静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时所意欲表达的意思和目的;动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后所认可的法律用语的变更与发展。合理的类推解释应当并入扩大解释,扩张后的扩大解释的界限仍是罪刑法定原则,具体以刑法规范对解释的形式约束为判断标准。     

房屋优先购买权中的利益衡量——兼论法律解释在审判实践中的作用

我国法律中有关房屋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存在模糊和空白,需要运用解释方法明确法律的涵义、填补漏洞.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不应一味保护承租人,也应保障所有权人的处分权和收益权.这体现在个案中对"同等条件"进行解释时,不应仅解释为价格相同,要将影响交易和价格的因素都考虑在内;裁判时不应一概判令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买卖合同,应顾及所有人的意思自由.实践中,尽管解释是法律适用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基于我国法制现状,为避免、减少法官在法律解释时的随意性,应通过最高院定期总结、公布典型判例、提供立法建议、进而完善立法的方式来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     

论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适用

行政解释、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都属于我国的有权解释,但在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权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相冲突的现象。要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适用问题,就要采取以下措施:相关部门要加强合作,构建和谐一致的法律体系;人民法院在尊重行政解释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审查;强化司法审判的终局效力,保证司法独立;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限。     

法律解释的中国特色及其对我国法律体系完善的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还不够完善,需要加强各方面的工作,法律解释就是其中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完善法律体系的方式。法律解释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解释的结果不仅适用于个案,还普遍适用于所有类似案件;解释主体不仅包括法官,还包括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解释对象不仅包括法条,还包括整部法律文件甚至几部法律文件的法律精神。这使得法律解释具有明显的立法性质,并在法律概念澄清与定义、不当法律制度的微调、法律漏洞的补充和法律空白的先行探索等方面发挥着完善法律体系的作用。     

法律解释体制四题

在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下,行政解释、检察解释都具有溢出效力,因而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易导致其权力的闭合运行,破坏法制统一,违背法治原则,不利于人权保障,且其存在已于法无据,所以应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律解释权符合人大制度逻辑要求,且其法律解释就解释场景来说也是应用解释而非立法,所以应当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为主体重构法律解释体制,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法律解释的监督者,法律解释权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是刑法解释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刑法理论界存有争议,主要集中在: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之间、刑法司法解释和刑法立法解释之间以及刑法立法解释之间是否存在溯及力。刑法立法解释并不涉及溯及力的问题,无需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立法解释程序内容与范围之界定探析

廓清立法解释程序的内容与范围,是研究与完善立法解释程序的前提,同时其本身也是立法解释程序的基本问题之一.对立法解释程序内容与范围的界定,应当从立法解释活动过程与立法解释程序内容的构成标准两个方面入手,以立法解释程序内容的构成标准为尺度来对立法解释活动过程的各个步骤进行筛选,是界定立法解释程序内容与范围的合理与有效方法     

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

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私家解释”到“官方解释”的过程,目前依法由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分享法律解释权。然而,此种法律解释权配置现状却存在法律依据欠缺合宪性与合法性、立法与司法解释倒置以及实践中司法解释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据此,文章在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后,提出应制定统一的法律解释法、明确赋予法院法律解释权及实现个案解释与统一解释并存等建议。     

关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及越权解释的探讨

刑法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机关就刑法规范的适用问题所作的阐明,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少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违背立法意图、超越立法权的越权解释现象,对此进行分析讨论,充分肯定其作用,并提出对解释主体进行必要的制度限制和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以解决其超越立法权和越权解释的问题。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立场的实证考察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对我国当前九个刑法立法解释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均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这一立场具有两个积极功能 :合理入罪,促进刑法的规范正义;适当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完善我国法律解释体系探析

针对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了研究,指出解决问题和不足的关键不在对现行的法律解释体系作细枝末节的修理,而在于对其进行重新架构,并且认为这一架构的重中之重是对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地位与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以使整个法律解释体系和谐,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在刑法有权解释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立法解释是刑事政策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如何表达刑事政策,如何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规定的关系,则是刑法立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刑法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看主要包括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和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中,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自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最高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司法手段来体现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中,法官解释法律往往自发地与刑事政策相适应。     

法律解释体系的重新构建--论我国的法律解释体系及其完善途径

完善的法律解释体系是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纵观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系,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如若长期存在必将影响我国法律解释体系功效的发挥,进而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必须对我国的法律解释体系进行重新构建.其关键是调整现行立法解释、重新定位现行司法解释,从而使整个法律解释体系和谐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