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文明范式"

把“文明范式”和“冲突论”进行明确的区分,是重新认识“文明范式”的基础,有助于对整个“文明冲突论”的宏观把握;但这项工作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文明范式”体现着“文明冲突论”的主要精华,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对亨廷顿化的“文明”概念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改造是弥补缺陷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视野中德治对法治的“超越”——兼论社会治理范式的当代转型

德治对传统法治的“超越”,是在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全球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这种“超越”,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实践中的尝试,它以和谐社会理念为现实基础,以人的道德存在为其存在论依据。作为一次现实行动,这种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需要以德治建设为逻辑起点,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模式的基础上,在德法辩证统一的层面上实现德治对法治的当代“超越”。     

民主和科学的人本范式对现代化的影响

吴文新在《人文杂志》2 0 0 1年第 2期撰文《民主和科学的人本范式与中国的现代化》指出 ,民主与科学作为主导人类近代历史的实践理性范式 ,从中世纪的“神本”和“君本”范式中脱胎出来之后 ,经过了几百年的“物本”发展 ,于 2 0 -2 1世纪之交 ,开始转向以崭新的人性科学和人性平等观念为基础的“人本”范式。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考察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全新视角。“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 ,可以做三个层次的理解 :其一 ,就人性系统的结构而言 ,富裕、民主、文明分别对应着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 ,表明每个人都要过一个富裕的物质…     

伦理-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

“经济决定论”、“伦理气质论”、“道德立法论”,是20世纪形成的关于伦理—经济关系的三大理念。三大理念具有共通的哲学特质:“原子的观点”;“道德世界观”;“本体思维”。它们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是20世纪诸多文明疾痼像生态危机、价值霸权、文明霸权的形上原因。21的文明需要进行关于伦理—经济关系方面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这个转换的基本内容是:由“原子的观点”到“实体的观点”;由“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由“本体思维”到“生态思维”。籍此,建立和确证文明体系的多样性,文明主体的实体性,文明合理性的生态辩证性。“伦理—经济生态”,就是伦理—经济关系的“第四种范式”;“生态论”,就是伦理—经济关系的“第四种理念”。     

科学理性的命运与范式演进──关于20世纪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进程的反思

本文从范式演进的角度回顾了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进程，概括了不同历史阶段学术主导范式的更替，勾画了从进化论范式的勃兴、到进化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范式并存、再到历史唯物论的范式独擅和今天重建范式的基本线索。同时特别指出，对科学理性作为真理或作为方法的两种不同理解，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范式的形成、学术的发展道路和科学理性自身的遭际。论文还在这一长时段的视野中，对新时期以来的“方法热”、“国学热”、“人文精神”讨论、自由主义思潮和百年学术史研究等现象作了简要评估。     

论全球化发展范式——现代化发展范式的危机和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新千年钟声的敲响,摆脱20世纪困扰人类的发展“危机”,选择更加合理、完善和符合人性的崭新发展范式提到了人类的议事日程上。20世纪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说明,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由于其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不可能准确阐释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无疑,对之进行理性分析和批判,对我们理解全球化发展范式的必然性,对人类健康、文明地迈入21世纪,展望全球化的美好前景大有裨益。一、现代化理论发展范式的危机现代化作为一种全球化现象,源于二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众多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发展的需要…     

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

在厘定范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理论范式。革命史范式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现代化范式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两大范式为相互竞争但非否定或替代关系。认识复杂的历史图景需要对理论范式持有开放式心态和警醒意识,应破除对理论的过度崇拜和迷信。     

“突现”在库恩科学发展模式中的地位

在现代系统科学研究中,“突现”问题始终是国内外的一个热点问题,学界对其多有探讨但仍然没有定论,这与对库恩思想中“范式”的研究有着相似性。不同时期,“范式”的地位不一样,“突现”在库恩科学发展模式中的含义与地位也就不一样。透过“突现”可以理解“范式”是如何在库恩科学发展模式中产生的。     

库恩“范式”与科学发展

本文通过对库恩“范式”丰富内涵的揭示,挖掘出范式概念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客观主义逐渐走向相对主义的过程,找出范式在语言层次上的不可通约性、不可比较性、不可翻译性和不可交流性,从而对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进行了批判,给科学发展倾注了人文的理解,同时也对范式的症结提出了新的置疑,为今天知识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论世界文学格局的单向牵引模式

“单向牵引模式”是文学移动的一种文化范式,作为逻辑界面的学理设定,它到底发生在历史梯级的何种空间位置与时间位置,在范式研究的本身并不需要给予穷尽性的逐一解答,其基本任务应该限定在澄明这一范式的存在结构,并对其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给予必要的分析和阐释。就文明历史的整个“抛入状态”而言,一种模式的存在必然不是孤立和可以彻底“悬分”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分析”,因为某种被关注的纯粹性问题之外的实际生存,可以在操作中给予暂时性的悬置,从而使问题绑缚在设定的系统内(此在的本文),并被清理出它存在的脉络。由这个理解基点出发,我把单向牵引模式限定在:(1)承认“中心”位置的存在合理性,并意味着“中心”的文化辐射力,实际已经抵达特定的“边缘”位置,并且“边缘”的文化接受乃既定的文化事实。(2)强调“中心位置”与“边缘位置”的民族文学之间,共时性存在中蕴含着历时性的“传统”建构意义。(3)勾勒线性结构关系的“文化形貌”(Cultural Confiquation),取文化发生的“布局”(arrangment)和“体系”(system)两层内涵,从而显性化地显示出一种范式描述原则,而非价值学意义上对沙文主义的容忍和殖     

关系:一个本土组织行为学研究范式的构建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相异,人际行为的逻辑起点也必然不同,这些成为本土组织形态与行为的根本变量。植根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濡沫于儒家文化的中国人在对待关系上,从逻辑起点、行为方式与心理认同上都与西方的人际关系不同,有着其独特的文化意涵。因而在组织内的指涉关系也不相同。准确理解并把握中国人的“关系”观,才能真正建构本土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关系”范式。关系作为传统文化的沉淀已经超越了时空,在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占主导的今天,它依然在华人组织中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和巨大作用,在华人组织内的指涉范围依然宽广。关系在华人组织内形成了稳定的认知、态度、群体结构、文化特征和组织形态等。因此,无论从宏观的文化分析还是从微观的实证研究上,我们都可以说关系能够作为本土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个范式。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文明观与国际秩序转型

百年变局下,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为回应以“文明冲突”为代表的新冷战思潮,破解后疫情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困境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范式超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偏狭历史叙事,突破了“普世价值论”的话语陷阱和西方文明冲突的谬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理论创新。在西式文明观再次将世界引向意识形态对抗危险陷阱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文明观阐释了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秩序重构指明了方向。     

英国新太空歌剧中的左翼乌托邦——以伊恩·M.班克斯《腓尼基启示录》为例

伊恩·班克斯是英国当代“新太空歌剧”的重要作家，致力于在科幻叙事中表达对撒切尔政府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左翼批判。在其代表作“文明”系列小说中，班克斯借鉴了兴起于科幻“新浪潮”时代的“批判性乌托邦”,刻画了一个物质丰裕、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左翼乌托邦，称为“文明”,而该系列的第一部小说《腓尼基启示录》为这一乌托邦奠定了基调。借此，班克斯提出了一种“后资本主义”或然可能性，这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的语境下显得难能可贵。但是，文明所蕴含的左翼批判有其局限性，在乌托邦的表面下，文明在本质上更像一个哈特和奈格里所论证的“后现代帝国”。文明内部遵循“根茎式”、无中心的权力范式，很大程度上诉诸以智力与情感为基础的非物质劳动，并在与其敌人“艾迪兰”的战争中，体现了“帝国”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同化和替代。     

《周易》象思维在现代哲学范式中的解读及意义

对《周易》卦象哲学意义的解读通常是以近代哲学思维范式来进行的,即把卦象理解为“古代朴素辩证法”。如以现代哲学思维范式来解读,卦象是“存在(是)”的思维,是表现“势”的。它以“势”来规定“存在者”,又以“存在者”来参与“势”,现代哲学范式在批判方面是成功的,在建设方面是不成功的。因其并未能找到再现“生存状态”的语言。卦象以非语言的“领会”的方式“去蔽”,再现了处于时间中的“生存状态”,满足了现代哲学范式对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要求,也为道德重建提供了生存论的根据。     

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范式及其历史性转换

本文认为,社会科学方法在总体上包括科学抽象和科学解释两大系统,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和独立化是立足于把握社会运动规律及其特殊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抽象方式的确立、理解方式的提出和“从后反思”方式的形成三个方面。社会科学方法的演化总是与对社会界说的模式联系在一起,据此可以把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划分为六种范式,即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人文主义以及解释学的方法范式、社会唯实论的方法范式、社会唯名论的方法范式、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范式和社会生物主义的方法范式;马克思主义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思维坐标,去剖析和理解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结构之间的契合性、同构性,去把握和理解社会与人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社会科学方法范式的历史性转换。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近代“文明论”的兴起与清末小说中关于“文明”的歧见—— 以《瓜分惨祸预言记》和《新石头记》为例

近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大变化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近代价值观变化的第一次大潮表现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论的兴起，它颠覆了中国人既往对于“文明”和“野蛮”的理解和判断，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及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瓜分惨祸预言记》与《新石头记》都以其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来与时代对话，前者认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观，为中国设计、想象了一条通过自身主动的“文明化”来免于灭亡的途径；后者则延续了传统德本论的文明观，向往一种德力兼胜、始终由道德来统摄一切的“真文明”，并以此来超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力本论倾向。这两种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都存在着各自的洞见和盲区，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将文明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目标而非已固化的现实来进行重新理解和思考。     

初论文明史研究

文明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着手研究较早，但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我国学者的研究刚刚起步，而对“文明”一词的定义也不能令人满意。其实，“文明”与“文化”一样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明”比“文化”的含义更广，人类脱离了原始蒙昧时代，便开始了文明社会的历程，开始了文明的创造。文明史是历史，但不同于一般历史，文明史研究应该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完整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的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来观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探讨和阐述与文明有关的问题，力求全面地总结人类历史上创造和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揭示文明的起源、孕育和演进的规律     

象征的意义——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的接受

本文将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象征”论的接受历史进行了如实梳理和辩证剖析。象征主义的“象征”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象征,中国新诗多从创作方法来理解象征意义,并以“兴”来阐发“象征”。中国新诗在接受象征主义过程中融合民族传统审美范式,立足自身发展,并进行了自己的诗学建构。     

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

“哲学是什么?”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哲学作为哲学”这一重言判断,要从关系中去理解。“哲学”与“科学”都运用概念;但“哲学的概念”是“辩证的概念”,它自身变化发展。“辩证的概念”为“自由的概念”,以“自由概念”建构起来的“哲学大厦”,是“可移动—可变化”的“自由大厦”。概念是“自由”的,亦即概念为“创造”的。“哲学”为创造性的学问。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没有常规工作”的“科学”,“哲学”只是严格意义上“范式”的科学。在某种“哲学原则—范式”指导下进行的对具体问题的“解题”工作,主要是“科学性”的,而科学家在进行“范式转换—科学革命”工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做“哲学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