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随着跨域公共危机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治理跨域公共危机已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跨域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整体性的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体系。但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却存在着政策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我国目前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提供了解决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征地冲突：治理碎片化与整体性救治——以N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征地冲突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来看,征地冲突的产生暴露了我国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即治理主体碎片化、组织功能碎片化、责任机制碎片化与信息数据碎片化。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征地冲突治理必须注重“协调”与“整合”的逻辑,并通过治理主体、制度、组织、责任与技术五条路径构建整体性治理策略。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从“碎片”到“整体”:老年健康治理的逻辑与实践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剧。我国“健康老龄化”实践表明，“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在推进和实现“健康老龄化”这一理想图景的过程中，老年健康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时下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老年健康治理的主体碎片化、内容碎片化和过程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思想对解决我国老年健康治理碎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信息技术赋能的老年健康治理的优化应从如下三个方向展开：第一，深化合作，理顺老年健康治理的组织协调机制；第二，统一标准，完善老年健康治理的整合机制；第三，搭建沟通平台，重塑老年健康治理的信任机制。     

地方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的整理——“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中国地方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整理公共危机治理碎片提供了思路。按照整体性治理理论,建立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从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制定;大危机管理部门的建构;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作治理;统一、高效的危机治理信息中心建设等入手。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基于府际合作的长三角港口群整体性治理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破解长三角港口群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港口群整体性治理成为推进长三角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内容之一.现阶段,在府际关系视域下长三角港口群的治理"碎片化"问题突出表现为治理格局的"分割化"、治理主体的"两元化"、治理机制的"权宜化"和治理信息的"孤岛化".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根据整体性治理的内在要求,加强府际合作,形成伙伴型府际关系.具体来看,要注重区域行政协调,发挥现有区域合作行政机构的积极作用;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治的治理格局;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制定长三角区域层面的港口群治理条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综合性的长三角港航公共信息平台.实现长三角港口群整体性治理离不开顶层设计,发展目标也需分阶段逐步实现.     

生态风险治理：从碎片化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转向

实现生态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大工程,生态风险产生的原因,究其根源主要有张扬的人类中心主义、泛滥的技术理性以及贪婪的资本理性。目前,我国生态治理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生态治理的社会力量、组织结构以及治理方式的碎片化,导致生态治理现代化还难以实现。为了提升生态治理共同体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必须要以完善的生态治理共同体制度作为保障,以先进的生态治理共同体理念为先导,以系统的整体性思维方法为指导,全面推进我国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     

从碎片化回应到协同共治——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加剧的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方式呈现出问题针对型的碎片化特征，而碎片化环境治理模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环境问题协同共治模式旨在建立健全区域环境问题治理中相关各方协商共通的互动机制，实现主体、资源、利益的多元整合。构建协同共治模式，需要加强城镇化规划和环境法制体系建设，以组织结构优化为依托积极推动整体性合作，建立健全有侧重的权责分配体系。     

从总体性动员到嵌合式引领：基层治理视阈下的政党功能调适

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特点和优势。对建国后政党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政党功能呈现出从总体性动员到嵌合式引领的调适。在一体化的总体性支配阶段,政党通过组织整合和政治动员对基层社会进行总体性整合,呈现出“机械整合”的特点。改革以后,面对分化社会的碎片化治理难题,政党以培育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开展嵌合式引领,借助政治统合机制进行适应性的整合性治理,形成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政党方案。整体来看,党的基层治理逻辑经历了由碎片化治理向统合型治理、由政治动员向协商引领的逻辑转变。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体系改革：机构定位与政策建议

以探讨构建服务型政府形势下社保经办服务体系改革思路为研究目的。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了当前社保经办服务建设能力不足和管理体制散乱的突出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加强顶层设计,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重塑社保公共服务体系的思路。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关于依托现代物流搞好应急保障的思考

随着各类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和大规模疫病的频繁发生,应急保障已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关应急保障的理论研究也在逐步深入,结合目前我国的国情,从应急保障的特点出发,提出以现代物流技术为依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地一体化保障体系设想,以及实现这一设想的方法和具体措施。     

日本和美国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治理效果比较

为考察不同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治理产生的影响,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介绍日本和美国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对两国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治理发挥的作用进行对比,可得出相对于日本,美国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银行治理效果更佳的结论。     

论保险公司的"共同治理"与政府角色的发挥

投保人需要一个"代理人",在保险公司绩效不佳时对其实施有效的外部干预.而政府对保险公司治理问题的介入,首要的目的正是保护广大的被保险方利益,也就是为投保人充任"代理人",这为投保人对保险企业实施外部干预和有效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保险公司的干预,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保险公司日常的经营产生"硬约束",这种硬约束能够影响到对经营者的激励.政府的这样一种地位,必然要求保险公司摒弃"股东倾向",从而接受兼顾债权人利益的"共同治理"理念.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与中国的对策——基于全球公共品的视角

尽管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这种公共品却呈“赤字”状态。从需求角度看,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所产生分歧与争端的加剧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客观推动,增加了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WTO半缺位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多边贸易协定的竞争化及碎片化,使得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处于“赤字”状态,这源于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在相关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且无法达成共识。应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治理,管控、协调好与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矛盾与分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     

论利益相关者共治下的财务治理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新的发展方向开始受到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这一新指导思想下,通过引入财务外包服务企业和为企业提供财务报表险的保险公司,构建了新型的企业财务治理模式,以此来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进而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企业。这一模式对于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制度也有一定的作用。     

转型期征地问题的三重逻辑

征地矛盾是转型期我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征地由一种普遍现象演变为社会问题,是征地制度体系碎片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被征地农民互渗型利益表达这三重逻辑互构与耦合的结果。制度体系的碎片化构造了征地现象问题化的外在环境;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对碎片化政策“理据”的选择性运用使征地问题凸显和激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和被征地农民的互渗型利益表达使征地利益博弈过程趋于策略化和复杂化,导致征地冲突问题频繁发生。鉴于此,应以征地制度的顶层设计避免征地政策的碎片化,以法治化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和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通过征地利益行为的分类治理等措施预防和化解新时代背景下征地现象的“问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