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推动了革命迅速发展,从1925年五卅运动起,全国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革命高潮的兴起,促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反映到统一战线内部便是国民党老右派,即冯自由派和西山会议派相继出笼;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新右派也逐渐形成。新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政治要求,蛰伏在统一战线中,从事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准备有朝一日扼杀革命。戴季陶主义是作为国民党新右派的思想工具应运而生的。 国民党改组后,戴季陶就反对新三民主义,奔走南北,进行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煽惑活动。在孙中山病逝后…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认为保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是国共合作的前提，主张两党“平行合作”，反对“党内合作”的形式。随着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国共合作的破坏，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为此与共产国际做了一定的抗争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再认识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他对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认识和态度,在建立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然而马林方式的国共合作是马林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在中国的翻版,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丧失了革命的独立性,从而在大革命中不得不放弃革命领导权,最终让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得逞。     

邵力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实践及其贡献

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邵力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通过主编的报纸,热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苏俄,赞扬工农运动。在创办学校的活动中,为国民革命培养人才,积极参与黄埔军校建设,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真诚维护国共合作。这些努力有助于中国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视工农运动、了解苏俄,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党内斗争中实现党的团结——以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为视角

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开展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维护了全党的团结。北上抗日的正确政治路线是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实现党的团结的根本前提。高超的政治斗争策略是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实现党的团结的决定性因素。广大党员干部的坚定支持是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实现党的团结的组织基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有效工作是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实现党的团结的重要外部保障。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于今天维护党内团结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蒋桂矛盾与美国对华政策

自1947年7月国民党战场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到1949年12月,蒋介石最后撤离大陆,是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最后阶段,蒋桂矛盾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一方面是国民党各派势力和地方军事集团,尤其是蒋桂之间,再度为争夺中央领导权,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既大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又扶植符合其要求的新势力(桂系),企图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改革,以便巩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削弱中共和革命武装力量,阻止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蒋桂予盾与美国对华政策

自1947年7月国民党战场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到1949年12月,蒋介石最后撤离大陆,是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最后阶段,蒋桂矛盾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一方面是国民党各派势力和地方军事集团,尤其是蒋桂之间,再度为争夺中央领导权,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既大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又扶植符合其要求的新势力(桂系),企图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改革,以便巩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削弱中共和革命武装力量,阻止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鲍罗廷改变土地政策之原因

大革命时期,鲍罗廷改变土地政策主要是执行斯大林指示的结果。具体而言,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在土地政策上存在着矛盾性,使鲍罗廷在执行中处于两难境地,而他的使命又是帮助国民党发展,只有遵从国民党的意愿。为了维护国共合作,斯大林主张依靠国民政府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鲍罗廷也就遵照执行;为了利用国民党军官进行北伐,斯大林命令约束农民运动,鲍罗廷也向国民党军官让步;为了拉住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斯大林反对没收国民党员的土地,鲍罗廷也就照顾国民党员的利益。受斯大林之命担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在实际工作中处处执行斯大林的指示,逐渐改变了土地革命政策。     

抗战时期中共与晋系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晋系阎锡山的抗日统战关系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典型。本文从抗战时期中共与晋系统战工作特别是中共实施正确的统战方针、政策以及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入手,深入分析了这一统战关系的时代背景、突出特点和历史意义,认为从对立走向合作,在合作中存在斗争,是中共与晋系统战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共与晋系统战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双方的合作对支援华北抗战乃至夺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真实的“伪装者”:“五方特务”袁殊

正前段时间热播的谍战剧《伪装者》中的明家大少爷明楼——是汪精卫政府、国民党军统和中共地下党的三方特务,屡屡把人帅到五体投地。据说虚构的明楼其实有一个历史原型,此人名叫袁殊——是中共、共产国际、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本人的五方特务!在中共的情报人员中,袁殊是最神秘的传奇人物之一,他一生参加过许多惊险的地下战斗,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     

新时代巩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领导权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探索

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领导权,是党领导一切的政治要求,是保障人民利益充分实现的实践需要,也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论需求。只有遵循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一元主导和多样并存相统一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价值为引领,凝聚网络意识形态思想共识;以人民立场为导向,缓解网络意识形态冲突的利益张力;以媒介融合为支撑,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法治健全为保障,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才能巩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领导权,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中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的探索

一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在组织形式上,第一次是党内合作;第二次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适当的组织形式,对于巩固发展合作关系,推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进程是很重要的。中共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为此作了长期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就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的谈判,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诚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逼进。企图侵占全中国,损害了南京政府的利益,才使蒋介石改变对中共的政策,由军事“围剿”的方针改为“谈判”的     

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谨就抗日战争史宣传和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管见。 一、应充分估计和大力宣传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两党所造成的积极影响,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大造舆论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国共第二次合作对中国革命、对共产党的影响的研究和宣传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在它对国民党的积极影响的研究和宣传却很不够。一方面,我们强调,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组织、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不仅夺得了抗战的胜利,而且为后来打败蒋介石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则把它在大陆的失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联系起来,认为与共产党再度合作是一个“根本错误”,“明知其为阴谋而依然中计”(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由于这次合作使中共“坐大”发展,最后颠覆了国民政府。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共产党占了第二次合作的便宜,国民党则上当吃亏。     

文化领导权与文化自觉语境下的农村文化建设

文化领导权理论指出：夺取和稳固政权必须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获得的基本前提是民众的同意,依靠的主力军是有机知识分子,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充满了斗争和妥协。党和政府要在农村区域获得牢固而持久的文化领导权,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就必须牢固坚持AIE建设、培育乡村有机知识分子、再造农村文化自觉和自信,同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也要有所坚守和适度退场。     

我党在西湖会议上具有接受党内联合提议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有些党史、革命史书籍和讲义,在介绍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西湖会议时,过于突出共产国际和马林的作用。诸如:会议“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绝大多数人在马林的坚持与说服下”,都同意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作出了实行党内合作的决定,等等。一些外国学者在讲到这次会议时也有这种说法。例如联邦德国学者郭恒钰(德籍华人)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最后还是决定参加国民党”。苏联学者格鲁宁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也讲到,1922年8月“举行了有马林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策略。”     

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共产国际

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发展,与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九·一八”后一个很长时期内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犯了“左”的错误,因此,对主要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形成的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策略以及它与我党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往往为人们所回避,这样就很难对东北抗日联军作出恰当的、科学的评价,也不利于对东北14年的抗日斗争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同行。     

十年内战时期第三方媒介眼中的中共面相

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民办大报关于中共的报道颇有“暧昧”意味：一方面追随国民党鼓吹剿共，并造谣侮辱中共，另一方面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中共形象。这种摇摆不定的舆论态势主要基于其对时势的认识，以及自身商业机制运转使然。然而站在中共的立场上，即便有维护中共形象的个案的出现，但大批量的攻击中共文章的出笼，影响颇大。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历史经验

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的国共合作,采取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即党内合作形式。怎样评价这次党内合作?它同大革命的失败是否有关?这是我们要认真分析和研究的问题,以便探讨这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 党内合作的重大作用 如何评价党内合作?当时,在我们党内部就有争议。大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伟大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阐述其伟大历史功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     

出席台共成立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荣”身份辨析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史料记载,中共代表“彭荣”直接领导了台共成立的整个过程,从建党纲领、工作方针、斗争目标等方面予以了重要的具体指导.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景,“彭荣”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证,迄今,在中共党史上留下“遗憾的一页”.本文依据近年来两岸学界的研究积累并利用台湾岛内最新编译出版的共产国际“解秘文档”等,对有关“彭荣”真实身份的“瞿秋白说”“彭湃说”“任弼时说”等几种观点予以考证,并提出任弼时是“彭荣”的可能性为最大,亦不排除另一位中共领导人罗登贤的可能性,但还需进一步的史料物证予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