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职律师服务政府的法律制度研究

适合中国国情的公职律师服务政府法律制度的研究对推动公职律师制度在我国的尽快建立具有现实意义。中国公职律师服务政府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推动依法治国战略的客观需要,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文章在鉴较国(境)外公职律师制度的基础上,探索构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公职律师服务政府的法律制度。     

民国律师立法及其对司法公开的促进

西学东渐引发了清末司法改革,随着"姚荣泽案"敲开中国司法公开的大门,相应的制度配套要求随之而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民国律师立法。民国律师从形成到发展到完善,历经近四十年的时间。在对《律师暂行章程》、《律师章程》、《律师法》的分析中,可发现民国律师的地位微妙,及其对司法公开的促进价值。     

民国时期女律师职业形象的塑造与实践

本文尝试从性别史的视角探究民国时期法律专业女性进入律师界的历史过程,以及她们在律师业内的职业发展,尤其是注意发掘上海地区以外女律师的形象与声音,从观察女性律师的性别认同、自我角色认知、职业角色定位、社会期待与观感出发,审视女性律师在性别意识与法律精英意识相互激荡影响之下,附丽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是如何塑造以及实践法律职业形象的。     

排斥与歧视:中医类毕业生就业与执业的制度性障碍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中西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体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的方针。但在科学主义大旗下,以科学代表自居的西医睥睨中医,对中医药的排斥与歧视的阴影深深笼罩在卫生领域之中。中医类毕业生在就业与执业过程中来自于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排斥,集中表现在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专业划分过于笼统、就业与执业领域受压缩等方面。     

论接谈笔录与律师执业风险的防范

律师与当事人形成服务合同前接触会谈时所形成的客观记录即为接谈笔录。从律师执业风险的自我防范来看,接谈笔录可以有效防范原件来源风险、决策风险和过错风险等执业风险。接谈笔录应重点记录当事人的基本信息、当事人所委托的事项、当事人的诉求等内容。加强与当事人的有效沟通、善听弦外之音、适当降低当事人的期待,是制作接谈笔录的重要技巧。     

行政法几个需要澄清的观念

传统行政法关于法律责任功能、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价值取向、“原则+制度”立法技术模式等一些观念,看似毋庸置疑的通说正解,却影响着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良性发展。澄清模糊认识,明确法律的有效运行不能单靠法律责任的强制力,应取决于法律机制整体上的优化配置程度以及法律与客观社会的同步协调程度;确立公正价值的本位价值地位;将原则的规定所体现的隐性的法律精神,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演绎成显性的法律制度。通过各个具体制度的综合效力有机运行使“纸上的正义”转化为“现实的正义”,对目前行政法制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担当与机遇：新农村建设中的律师服务与律师职业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中,律师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镇企业、在乡农民以及进城农民工等各类涉农主体。律师应当根据当前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充分了解服务对象的法律需求,运用合适的服务方法,有针对性地提供能满足不同需要的服务内容。服务当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中国律师之于社会发展的应有担当,也是其改善职业形象、提升社会地位的历史机遇。     

中国律师刑事责任问题:比较与实证的考察

本文通过实证资料、国别比较之结论、学理与法条之分析,阐述了中国刑事辩护律师执业权益被侵犯的状况、其刑事责任法定与实践之不完善,并分析了成因:轻讼师之历史传统、强大的公权国家观念、97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之悖谬(306条)等,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希望通过本文,使政界、学界、实务界、全社会,对中国律师的执业权益状况及其刑事责任制度之改良予以必要的重视.     

对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从一则律师贿赂案谈起

从人治到法治,中国走过了一段曲折艰辛的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法制观念不断加强,中国对律师的需求不断增长,由此,律师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律师队伍的建设、作用发挥以及社会地位提升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的壮大、发展与提高,律师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醒目。然而,律师行业的发展与一些律师个人素质的培养表现出极不协调的现象:失信毁誉、道德失范、虚假宣传、争揽案源等,凡此种种,已经严重危及律师业的正常发展,如何构建律师职业道德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中国律师辩护权研讨

现代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要注重惩治犯罪,保证社会良好秩序,另一方面要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为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已有相关规定,明确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并确立完善了一些相关权利。但从立法及司法操作来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存在立法缺陷,借鉴外国立法及实践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社会性别分析

法定离婚理由是当事人请求国家审判机关作出离婚判决的法律依据,是离婚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我国法定离婚理由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审视,法定离婚理由的演进表现为从男性专权到男女平权的轨迹;从立法内容上看,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已经明确规定法定离婚理由平等适用于男女两性;从法律适用上分析,我国法定离婚理由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因此,我国法定离婚理由应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相应地增加列举内容,以增强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同时还应注意对司法人员社会性别意识进行培养,从而推进性别平等的法律进程,并最终实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立法目的。     

法律解释视域下的律师沟通之维

司法过程中法官分别对法律规范及事实作出解释,并在两者的循环往复中形成最终的法律解释。此过程并非法官的单向、孤立行为,律师也会参与其中。律师以利益导向性作出自己的法律解释,并以沟通的形式寻求法官的理解与认同。因为法官角色的多面性,以及法律解释所考量因素的多元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并非简单的直线型,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过程。通过这种多维度的沟通,律师与法官取得法律解释所隐含的社会语境中的共同价值、理念,以及社会责任的合意与认同,协助法官完成其对事实及法律规范的解释,并通过抗辩式博弈进行法律论证,从而使法官的法律解释更具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是否顺畅,亦是决定司法是否公正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交流权之完善

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到2008年新《律师法）,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交流权在立法规范上进步不小,但尚存问题不少;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交流实践依然极为艰难;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交流权的优化构建,不但需要法定权利的进一步扩展和保障,也需要对权利本身设定必要限制。     

医疗执业法制环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法制环境建设对于我国医疗行业健康发展和医师权益保障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对我国医师执业环境研究文献的考察和评析,突出强调医疗法制研究的重要意义,重点探讨医疗法制环境研究可以采用的建构性和评价性两个基本路径,进一步阐明法律规范分析和社会实证分析两种基本研究方法。     

从现行法律解读我国社会工作的职业义务

在现代社会，一种职业的最终社会认可往往表现为国家法律法规的认可（包括法律授权的政府职业管理部门的认定），例如，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1996年5月15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圉律师法》，1998年6月26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制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社会安全网"和"社会减震器"。虽然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制现在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但尚存在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在现有社会保障法律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立法、执法与司法环节。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体制,使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得到充分地实现,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发展。     

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关键在于优化刑事诉讼结构

本文从律师辩护制度与刑事诉讼结构的天然紧密联系出发,论证了中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实然状态受现行刑事诉讼结构控辩不平等、审判不中立以及“审判”前置、侦查定调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完善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关键在于要首先矫正现行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失衡的状态,确保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赋予辩护方与控诉方对等的诉讼权利,并对具体举措作了论证。     

近代早期英国律师阶层的兴起及律师参政

十六七世纪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法律规范开始取代宗教和道德规范而成为社会调节的主要手段,普通法律师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兴起的。作为诉讼的设计师和国家的管理者,在律师阶层的兴起和律师参政的过程中,普通法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有助于英国社会结构的改善,并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律师辩护无效之检视

律师辩护对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以及程序正当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律师辩护无效削弱了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作用。通过对H省S市部分法院已决一审案件为研究样本,考察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的律师辩护无效;并进一步探析律师辩护无效的原因:职权主义思维主导下,其偏好的价值观念、不确定的规则带来的解释困境、刚性程序规则的柔性异化及相关评议、裁判规则的漏洞,导致了辩护的柔弱与无效。为此,裁判者应更新观念,转变思维,以类型化的思维构建案例指导制度,以实现庭审实质化为归宿,改进裁判程序性规则,强化裁判形成过程与结果控制,为律师有效辩护提供现实的程序保障,使公平、正义价值和"纸面上的法"落在实处。     

论制度创新有效性的支撑体系

制度创新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但要使这种客观需求变成一种现实行为,则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支撑体系。即通过改变理论价值取向、制度变迁走向、法律制度环境、利益行为认定,为制度创新创造一种良好的客观环境,从而促进制度创新活动的进行,使制度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