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近郊村民市民化面临的问题

村民市民化,即乡村农民转变为城镇市民,是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当前中国城镇化实践中,近郊村民的市民化是一个极为特殊、非常复杂的社会转变过程,大致包含三方面内容:身份转换、权利同化、城镇认同。现阶段近郊村民的市民化呈现出不同程度、多样形式的边缘化状态。不仅介于农民与市民之间,而且在农民体系和市民体系中均不居核心地位,处于边际位置。当前中国近郊村落城镇化中的村民边缘化现象具有特殊性,主要是随着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安置、户籍改革、撤村建居等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展开而逐渐地市民化,突出地表现为政府推动的"被市民化"过程。正是由于这些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的局限,导致了近郊村民的边缘化。     

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

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是从意愿上对于城镇化、市民化的区分.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提出要充分认识农民生活的利益格局、农民生活的基本逻辑与市民生活的巨大差别.符合农民利益的城镇化,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本文通过对实证调研数据的分析,探索了主动市民化、主动城镇化的多种途径、多种模式.     

论社会工作在乡村家庭城镇化转型中的应用

以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城镇化必然以乡村家庭城镇化形式展开,并产生诸多乡村家庭城镇化问题,而社会工作基于自身专业特色与优势在对诸多乡村家庭城镇化转型问题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作出高效的、针对性、实践性专业回应的同时,也开辟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新领域。     

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新市民城市融入困境研究

"社会建构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国家建构视角"的传统城镇化之根本就是将人的生存发展融入到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工新市民是城镇化的核心力量,他们处在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为现代化建设贡献着自身的力量,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实现市民化身份。相反,农民工新市民却面临着户籍、社保、教育及就业体制障碍,经济及住房压力,城市市民的排斥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心理适应性较弱等各种困境。如此艰难而尴尬的境地,也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城镇化带来挑战。政府要为农民工新市民的融入解决体质障碍,疏通有利于他们学习和就业的渠道;社会团体和原住市民要积极接纳和关怀农民工新市民;农民工新市民自身要勤奋努力,调整心态,善于改变和革新,增强自身的适应性。此外,政府要积极建设小城镇,引导农民工"就地城镇化",这将更有利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加快城镇化的步伐。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2014年全国两会的重点讨论议题,也是中共十八大精神的精髓所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是核心,也是难点。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改革中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改革需要哪些政策支持？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分析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改革方向。     

职业、身份与权利的错配：城中村村民艰难的城市化之路

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往往是作为承受者被动卷入，承受了许多预期或非预期的后果。城中村村民作为农民中的特殊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较早享受了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遭遇了职业、身份与权利错配的伤痛。由于居住在城市近郊的位置，他们首先以农民的身份经历了征地带来的职业与产业的非农化，然后是生活方式、价值观的非农化。当村民们正开始以农民身份享受城市化带来好处的时候，却又开始了城中村的转制与改造，不得不获得曾经梦寐以求现在却有如鸡肋的“市民身份”。获得新身份的市民发现作为市民福利的各种权利却依然离他们很远，增加的只是未来生活保障新的不确定性。     

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脱节城镇化",农民未及时转变为市民的"伪城镇化",产业与城镇不结合的"被城镇化",缺乏绿色先行的"不可持续城镇化"。当前应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不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也称之为人的城镇化,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人的发展。在城镇化的传统评价体系中,我们主要使用市民数量、城镇数量、城乡基础设施等指标来评价农民市民化程度,重点放在评价市民化、城镇化数量扩张及"物的城镇化"等硬件方面,却严重缺乏对"人的城镇化"的评价指标。因此,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注重社会环境、身份认同、社会权利等行为与态度指标,重新构建了一套评价农民市民化的指标体系,以弥补现有评价指标的缺陷。     

城镇化的一道坎:“城中村”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城中村"改造的老大难问题。之所以很难,是因为:如果说市民与农民的剪刀差是正的剪刀差;市民与城中村村民的剪刀差是负的剪刀差。这意味着把一般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将明显增进他们的物质利益;而把城中村的居民转变为市民,则有可能减少他们的物质利益。从而使得城中村的改造面临着利益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如何兼顾各方面利益,有效地改造城中村,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有的城市甚至把它上升到"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要求。     

深化对农村城镇化认识十题

本文认为,对城镇化需要深化认识。城镇化是中国改革发展的起点之一,打开了农民自由进城的大门。过往中国城镇化是残缺不全的,新型城镇化要实现城乡社会要素双向良性互动。城镇化不是简单的拉动GDP,而是为了人们过更高品质的生活;不仅实现农业转移人口顺利融入城镇,而且农村人口能够享受城镇化的公共服务,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城镇化是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体系,不同的动力推进从而形成不同的模式。城镇化是一个包括人、地、财、治、路在内的系统工程,也是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之一。     

城镇化进程中民众幸福指数的构成

城镇化，是中国3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助动力。城市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打造市民高质量的生活，是政府与民众共同的愿望。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收入、家庭、信仰和环境是民众幸福指数的主要构成因素。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利保障的困境与化解

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因土地被征用而成为无土地、无工作、无保障的失地农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身份隔离、土地产权制度不合理、政府缺乏科学的城镇化管理理念以及失地农民维权能力弱小等原因,失地农民面临着土地财产权利受到削弱、政治参与权利被虚置、社会保障权利受到不公平对待、文化教育权利受限制等权利保障困境。在城镇化进程中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利,必须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转变政府主导城镇化的理念和方式,建立失地农民土地收益分享机制,促进失地农民向城市市民转变。     

中国农民工再社会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研究

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再社会化问题以及再社会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笔者在大量调查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对农民工再教育的问题研究,建议建立农民工再教育制度,实施农民工再教育工程,将农民工再教育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真正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使其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从而加快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对农村城镇化与环境问题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基于山东省于庄的个案研究

以于庄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农村城镇化与环境问题的深层社会关联。由于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市民社会形成的不同步性所导致的市民社会的缺位和公共领域的缺失，是农村城镇化中环境问题的重要社会根源。     

新型城镇化下农民权利体系的重构

农民在现代契约型社会中纯粹是一个职业概念,而非较市民更低的身份概念。在新型城镇化下,结合农民权利状况的阶段性特征,应树立科学的法律理念来重构公平合理的农民权利体系。从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农民平等的职业地位出发,确立优先和重点保护农民权利的理念;由"政策思维"转向"法治思维",以法治思维的视角设置农民权利体系;要重视其权利的实体内容,更要关注权利的程序性价值;要追求形式平等,更要注重实质平等。     

转型中国城镇化实践四题

城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包括城市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两个部分。新型城镇化的中国特色,是追求以人为核心、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完全城镇化,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与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的"三化"同步式城镇化,是统筹城乡、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双向共进式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宗旨是以破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手段,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发展目标是多维的,既有经济目标,更有社会目标、生态目标。从经济目标看,要激发投资、消费需求,发挥扩内需的巨大潜力,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结合;从社会目标看,重点是改善民生,提高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水平;从生态目标看,要着力保护生态环境,使新型城镇宜居乐业。     

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水平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的城镇化程度的量的规定性。城镇化的度就是城镇化的量的表现与城镇化的质的规定性相适应的状态。我国的城镇化是用包括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内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测量。由于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之间还存在着质的差别,这就存在着城镇化质与城镇化量的背离,以及面临着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问题。我国城镇化已经演变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不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速度就很难加快。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附属在户籍制度上的一系列身份差别待遇,实现农业转移人口与市民地位、机会、权利、待遇的完全平等。     

街镇工业走廊助推重庆长寿区产城融合发展的路径构建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目的就是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而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这必然需要新型城镇化着力提高其内部的承载力,深入推进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融合,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相辅相成。街镇工业走廊作为长寿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平台,其"依城建园、以园聚产、以产促城、以城优产、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把产业园区建设作为街镇工业走廊内各镇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实践,该区域内的园区建设业已基本成形,产业支撑作用也日渐凸现,城镇开发有序推进,统筹城乡效应也逐步显现,并基本实现了区域的产城融合发展。     

农民转身:新型农村社区的适应处境与公共服务建设

作为与城市社区对接和并轨的新型农村社区,是农民实现向市民转身的重要场域。然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却忽视了它在社区城市化和居民市民化中的意义,仍把新型农村社区视为农村社会的一个部分,没有注意到农民身份将要发生的变化,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以减少居民的社区失范行为,致使居民的社区适应处境出现诸多问题。本文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秉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从保证居民能享受到与城市社区居民等值公共服务着手,逐步改善新型农村社区的适应处境,最终促进其居民向市民转身。     

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

中国农民正徘徊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入口处,何去何从,存在诸多变数。在西方城市化理论中,小农与市民是分野的,生活在农村的小农必须经过市民化改造才能转变为城市市民。中国农民市民化有其特殊性,庞大的农村人口不能都涌入城市,采用就地市民化方式可能更切合实际、更卓有成效。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讨论小农前行的进路和归宿可以看出:时下中国小农正趋向终结,将分化为城市市民和居村市民,其中居村市民主要包括居住在农村城镇、集中社区的市民和市民化农民或职业农民。国家的市民化政策不仅要安排好农民工和城郊农民的市民化,还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大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过上与城市市民等值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