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及其注释中的许由形象探究

许由在《庄子》中共出现8次,其中内篇2次.在浩如烟海的《庄子》注解中,围绕“许由”是何形象,形成三派主要观点:一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贬唐尧而崇许由”派,他们认为许由是适性自由的隐者或贤者,属道家形象;二是以郭象为代表的“劣许而优尧”派,他们认为许由形象似儒家,但其境界不如圣人;三是以德清为代表的“以佛释庄”派,他们认为许由是佛教破我执之先锋,是真人而真知者.     

生态视域下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具有三个层次的生态含蕴:在动物园生活中,主人公探讨了人之于动物的积极意义;在海难后的危机中,派通过和理查德·帕克的日夜共处,进一步建构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同时因离开人类社会,只身直面自然和动物,主人公的心灵发生了转化,自然成为了他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不仅是一个传奇故事,还是人类与动物及自然关系的巧妙寓言.     

对外宣传的历史考察

远在建党初期的1922年,我们党就在巴黎举行了东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周恩来同志任宣传委员,创办了《少年》半月刊(后改为《赤光》,由邓小平同志主编),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1935年,党中央又派吴玉章同志专驻巴黎,在法国创办《救国时报》,宣传我们党关于抗日救国的主张。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于1948年先后在布拉格和伦敦建立了新华社第一批国外分社,专事海外的宣传工作。此外,我们党还在海外领导创办和影响了一批进步报刊,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争     

关于岭南文化艺术的历史观察与美学思考(研究提纲)

(一)问题的提出1.有没有一个岭南文派?在今年初的广东中青年作家创作实践研讨会上,老作家吴有恒作了题为《应有个岭南文派》的发言(见1986.3.10,《羊城晚报》),他提出:“既然有岭南画派,有广东音乐,那就应有个岭南文派”。“岭南文派有一个特色是开放,是新潮。”“岭南文派应力求以新奇取胜,而不以古朴见长。”“岭南文派,应该有,但尚未有。似有实未有。它还未有足够数量的作家,还没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作品,关键在于新起的一代。”这就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岭南文学的命题提了出来。2.近年来对岭南文学的研究状况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评《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与尹明耀同志商榷

尹明耀同志的《也谈现代化与现代派》(载《文艺报》83年3期,下称“尹文”,凡引尹文,均见此)一文,既是对许多同志针对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提出正确商榷意见的文章的驳难,也是对徐迟同志文章的直接呼应,可以看作是徐文的续篇或姊妹篇,用作者的话说,都是“为现代派思潮推波助澜”的。尹文说,徐迟等同志的文章“对于现代派文艺出现的原因”,“只注意从时代背景、社会根源方面去加以说明”,而作者的文章则是“对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探讨”,而所得出的结论与徐文完全一致,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徐文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板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二次分裂——瞿秋白对胡适文化思想的扬弃

一、“第二次分裂”的由来1 中国现代思想界第一次分裂　这主要是指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代表的新文化派与保守的传统的国故派林琴南、杜亚泉、章士钊等人的分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作战的产物 ,无产阶级要依靠民众 ,资产阶级也要打着民众的牌子 ,反对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因此 ,思想界第一次分裂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分裂。由于新文化运动内部存在必然分裂的种子 ,留下了新文化运动后的一个变种 ,即“非驴非马”的“新文学”。1931年 6月 ,瞿秋白写《学阀万岁 !》 ,将…     

营销与中国动画产业链关系分析——以两部国产动画电影营销成败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喜羊羊”已连续多年创造票房奇迹,它的运作无疑是成功的.据201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布的第一季度全国电影产业数据,2012年1-3月,全国城市影院电影国产影片票房收入165122万元,“喜羊羊”电影系列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开心闯龙年》吸金16473万元,位居国产影片票房的第二名,仅次于明星阵容强大的《大魔术师》.     

娱乐性重构：消费社会与电影文化——从张艺谋《千里走单骑》说起

正当中国电影步入百年华诞之时,张艺谋《千里走单骑》的“营销文艺片”的矛盾修辞再度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艺术的生存之道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应该超越过去“文艺片”与“商业片”的二元对立思维,从娱乐性重构的角度出发,实现从娱乐电影向电影娱乐的观念转变。而电影的娱乐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电影视为娱乐性资源,在于对电影资源进行娱乐性开发。     

论《毛诗》的经本及其学派归属

《毛诗》在西汉初兴之际 ,其经本只不过是与《鲁诗》、《齐诗》、《韩诗》、“阜诗”等相似的一种文本 ,其“古文”的简本已不见于西汉有关的文献记载 ,但《毛诗》却历来被列在古文经派。本文拟就《毛诗》“古文”经本何以不可考见及《毛诗》何以归于古文经派这两个问题 ,作一简单说明。     

文学与文化的对接——评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朱晓进所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之一,从地域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全面论述了“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阐释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文化意蕴、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成功地实现了对“对山药蛋派”文学由政治工具判断向文化价值判断的跃迁,是“山药蛋派”研究中一部开拓性的力作。     

大话“审美疲劳”

冯小刚一部叫《手机》的贺岁电影和刘震云一部叫《手机》的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铃”与“振动”。     

我与《重庆社会科学》——把握文化结构认识“重庆实践”

2011年2月,《重庆社会科学》推出《“重庆实践”催生渝派文化——重庆剥者访谈录》一文,约请重庆文化学者对渝派文化进行全方位解读。我有幸受邀纠与其中,对关涉渝派文化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尝试性分析,但因渝派文化是一刑全新的概念,对其认识自然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这里借助“读者评刊”栏目,提出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和想法。     

中国电影:要国际化视野,不要全球化模式——《金陵十三钗》与《别离》的比较研究

以2001年的《英雄》为标志,张艺谋“代表”中国电影“冲奥”已过10年,但仍然“奥梦”不圆.从对张艺谋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和伊朗导演Asghar Farhadi的《别离》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张艺谋电影的误区在于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理念错误:追求影像唯美主义和电影全球化.走出张艺谋电影误区的途径是:电影家要培养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际文化视野,以切入现实和揭示人生问题的诚意创新电影.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再谈马陵之战,并非史实

1988年第2期《贵州文史丛刊》刊载拙文《马陵之战.并非史实》.1992年9月,海峡两岸100多名学者于山东省临沂市召开了《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会后所发的“综述”和“会讯”(见《文汇报》1992年10月21日第6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2期和1993年第1期)均将“历史上究竟有无马陵之战”以黑体头条列出。与会者一致认为马陵之战是无可否认的。“综述”“会讯”已画龙点晴出“有派”要旨:《孙膑兵法》为残简;庞涓于桂陵之战后乃复出;”卻氏左戈”是“有力佐证”。鄙人颜厚,愿再次张充质的。一、究竟怎样对待汉简《孙膑兵法》“有派”说:《汉书·艺文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吴孙子》八十二篇。《齐孙子》就是《孙膑兵法》,而汉简《孙膑兵法》只发现三十篇,还大部分残缺不全,怎么能根本仅占全书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残简没有提到马陵之     

论当下华语大片结尾叙事的文化意义

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与华语电影执著于本土文化不同,当下华语大片的结尾出现了富有深意的文化偏移,主体情节遵从类型大片重冲突、视觉效果的戏剧性,却在结尾处出现了偏离主干情理的收束。以《无极》、《天地英雄》为代表的魔幻,“蛮不讲理”的结尾保证好人善报,以《英雄》、《十面埋伏》为代表的情感消费,以《神话》、《七剑》为代表的间离效果,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传统文化的弱势回归。这既是一次客观的故事逻辑与主观的文化表达之间的冲突,又是隐性的文化冲突,甚至是类型电影勉强回归华语传统的一次虚假姿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动员文艺界的一大批精英参加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未曾发表过的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对陈白尘执笔的《鲁迅传》第三稿的大幅度修改,把原来剧本所塑造的“革命家鲁迅”改造成“文艺家鲁迅”形象,但是夏衍的修改没有能够成功.电影《鲁迅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显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官方对鲁迅接受与改造的政治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认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易学中“象数”与“义理”的体用互构性关系

象数派与义理派是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它们从不同的思维形式对《周易》文本进行了解释,而在体用关系上,两派中的“象数”与“义理”体现了一种互构性的关系。在象数派那里,是以“象数”为体,以“义理”为用;而在义理派那里,是以“义理”为体,以“象数”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