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政府眼中的中国形象

对中美相互形象认知的研究是理解中美关系实质的重要前提之一。布什政府上台至今,对中国的形象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其基本中国形象认知有“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不够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潜在的军事威胁”和“影响力逐渐增强的全球行为体”等。同时,布什政府的对华形象认知又带有不可避免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的形象认知影响着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应忽视“他者”镜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访问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起点,也是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契机。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到访延安前,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形象的认知存在“污名化”。1944年7月到1947年3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后,形成了一系列报告文件,对美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并未改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     

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理论探源——以冷战后中国形象的西方解读为视角

后冷战时代纷繁芜杂的动态性现实使国家之间形象认知的冲突性表现得极为明显,有必要运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核心变量探讨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其中,权力是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最本质因素;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家形象认知冲突的结构性外部环境;一些国际制度的统一性与民族国家的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往往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问题,最终影响他者的国家形象观。观念与重复性互动有时更易于阻止他者对一个国家的形象认知发生积极的变化;由于"敌人"的建构具有多重功能而成为某些国家的一种战略选择。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使得国家之间彼此的形象认知很难趋同。国家形象认知的冲突性与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关系。     

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知的对策思考

近年来,欧洲对华负面认知给中国和中欧关系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严重干扰了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负面认知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形象、中国崛起、中国国内问题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四个方面。而我国除了理性看待这一问题外,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具体对策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识:从认知主体视角来看,需要拓展中欧不同层面的交往;从认知客体来看,政府官员需要学会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从认知情境来看,中国可参与更多国际事务;从信息传播媒介来看,需尊重和利用对外宣传规律。     

我国幼儿教师形象认知变迁研究——基于近二十年新浪、搜狐与腾讯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

对2001-2020年新浪、搜狐、腾讯三大网站关于幼儿教师形象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二十年来我国幼儿教师形象认知内容从关注师表形象到关注师德形象,认知态度从正面报道为主到以负面倾向占据主导,认知期待从幼儿教师养育者形象向幼儿教师专业者形象过度。探究认知变化背后的原因发现:国家相关政策颁布拓展形象认知;媒体语言“象征性权力”滥用误导形象认知;社会大众育儿观念变化反刍形象认知。今后需增强正面报道、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对幼师职业的全面认知,培养大众科学育儿观,多方协同塑造新时代幼儿教师良好新形象。     

论思政课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认知的统一

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任何主体都需要良好的形象，思政课亦如此。思政课公众形象认知认同、塑造建构、优化提升等问题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和重要问题。思政课公众形象有“自我”与“他者”两个观看主体，在教育学、政治哲学、心理学视角的“他者”镜像下，厘清思政课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认知的辩证关系，在消弭认同壁垒、增进认知共识、提升对话能力、完善对话场域的实践逻辑中，探赜思政课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认知相统一的培育路径，意义重大。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

人权问题既是美国主要国内政治问题,是国家外交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美国政府和国会拥有共同的人权价值观念;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背后永恒的动因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美国的人权政策属于霸权干预主义行为,直接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法理霸权”。     

国家形象的概念隐喻塑造研究

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托语言的表达,而概念隐喻可以在形象建构中发挥特殊功效.作为思维构建的重要手段,概念隐喻在表达简洁、形象突显、认知创新、语言鲜活等四个方面对形象塑造发挥作用;国家形象具有民族性、稳定性、两面性、多维性和变化性等五个方面的主要特点.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语言的表述和建构,概念隐喻也是其重要建构手段.通过整理和分析所收集的涉及指称国家名称的大量新闻报道的语料发现,当前在国家形象的新闻报道话语建构中,概念隐喻在认知层面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动物化和人格化、固化性和临时性、民族性以及意识形态性.     

美国对华反补贴的新趋势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同长期以来反倾销明确针对中国不同,在以往的实践中,美国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不适用反补贴法.但近年来,美国改变立场,通过国内和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两条途径对华逐步适用反补贴,反补贴已成为中美贸易磨擦新热点.美国2012年通过的《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税法》(4105法案)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响.文章着重分析了美国反补贴立法和对华反补贴实践的发展态势,揭示了美国对华“双反”的本质,并就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建议.     

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的认知与反应

在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看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正在或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中国持续高涨的经济对美国的“威胁”是真实而全方位的。为此,美国国会通过听证和立法等手段对布什政府频频施压,试图在诸如“人民币汇率”、“纺织品谈判”、“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本文结合美国最新一届国会在对华问题上的听证和立法材料,分析国会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与行为反应模式,探讨美国“中国经济威胁论”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美国意象中的中国国际角色

美国对中国的国际角色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知,这些错误的认知与“美国意象”直接相关,而“美国意象”则来自于以“美国例外论”为基本传统的意识形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偏见,既有有意偏见,也有无意偏见,但都同样直接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天,由于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和美国自身利益的新变化,“美国意象”对中国国际角色产生了难得的认知“和谐”。不过,这种认知和谐仍然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它不仅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而且在这种认知和谐背后有着严重的不和谐的政治意图。     

基于制度距离的中国对外传播分层策略

作为非地理空间距离，制度距离不仅制约本国与他国之间的信息交互、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的数量与质量，更制约他国受众对本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与评价。制度距离对对外传播效果产生负效应，符合“外来者劣势”理论，因为制度距离小，彼此信任度高，摩擦阻力小，传播成本低，因此与他国之间的信息交互量增大，文化交流增多，社会交往更为频繁，国家形象认同度更高。制度距离是中国对外传播目标国选择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将所选择的32个样本国的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均划分为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为中国对外传播目标国选择次序的依据，其中距离最小层次国家为当前重点传播目标国。越南和俄罗斯均为最小层次国家，是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传播目标国。政府应将当前相对有限的传播渠道、传播内容等传播资源投入到重点传播目标国中。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全球中国形象研究的知识版图——基于SSCI期刊论文（1998-2015）的文本挖掘

国际国内对中国形象的研究逐年增多,特别在2008 年以后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 地区方面,来源于中国、美国、东南亚邻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研究相对较多. 学科方面,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研究较多,各学科研究侧重点不同,多学科交叉趋势日益显著. 主题方面,词频分析和文本挖掘表明,中国形象研究可归纳为五大研究主题,即形象传播、国家形象与公共外交、目的地形象与旅游管理、企业形象与国际化、城市形象与规划治理. 理论方面,主要包括刻板印象、框架理论、议程设置、他者理论、品牌理论、认知理论、危机管理理论等. 方法方面,国际中国形象研究以量化为主,调查和内容分析等方法较为盛行.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过于微观与琐碎,理论化程度不足,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亦有待加强.     

和谐世界——崛起之后的国际理念与终极目标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崛起之后存有诸多疑虑和猜测,认为中国崛起之后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实质上这是根源于西方历史经验与现实主义理论.为化解"中国威胁论",中国必须提出一个"崛起之后"的国际大战略.构建"和谐世界"就是一个关于中国崛起之后的国际战略理念和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个大理念的提出给中国的发展指明了一个奋斗的目标和行动的原则,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个乐观的前景,说明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大国形象.     

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台湾的政策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阐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台湾问题的性质的正确判断,并根据时事的变化,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对台湾的政策经历了由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发展过程,周恩来把其中的主要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     

网络环境下的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

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性报道长期存在,这造成海外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存在偏见。在网络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今天,通过互联网展开对外传播,从而塑造国家形象显得十分迫切。努力发展网络对外宣传,可以制衡海外媒体的话语霸权与刻板印象,减少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干扰,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三个代表”对中国社会发展本质性要求的深刻揭示

“三个代表”不仅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本质性要求的深刻揭示 :要求创造出符合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先进生产力 ;要求创造出符合时代特征并推进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 ;要求党的先进性必须不断提升 ,跟上时代的步伐 ;要求党的宗旨必须更具高层性 ;要求我们必须遵循科学的进程 ;要求中国的发展必须同世界的发展潮流相联系 ;要求必须不断地更新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认识到这七个方面 ,才能理解“三个代表”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伟大意义     

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

"议程设置"是由美国传播学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它提示人们,在有媒介居间的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议题直接影响受众议题。文本认为,既然受众对客观事物和问题的看法带有媒介引导的色彩,那么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也就脱离不了这个框架。文章进而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即外部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所设置的,其中充满了"固定的成见"。中国要想突破西方国家既有的认知、评价藩篱,就必须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